深白

洗车女工的选择与担心

那台的士往后退，她本可以闪开，但她却选择迎上前，双手死死顶住车，试图让车停下，她担心车碰坏了，要让她赔钱，因为太担心，她捂住胸口，瘫坐到地上，几分钟后猝死于街头。而她与丈夫洗一台车，只收四块钱。

早上五点，天还没完全亮，中年男人冲洗完一台的士，走开干其他活，留下女人用布拭干车身的水渍。

“停车的地方有坡度，车的手刹可能没拉死”，的士突然往后溜，车尾的女人没有闪开，双手死死顶住车，人却不停后退。退了有一个多车位的距离，一旁轮胎店的工仔跑上前，开车门拉上了手刹。

车停住了，女人用手捂住胸口，瘫坐到地上，喃喃自语，几分钟后，人晕倒于路边。

医务人员到场30分钟后，宣布洗车女工死亡，丈夫上前为她脱去那双蓝色胶鞋，放到一旁——死者名叫李东娇，湖南攸县人，现年48岁，与丈夫二人以街头洗车为生，顾客是南方医院一带的‘的士佬’。

的士每天早上四五点钟交班，交班前，上夜班的会把车开到京溪路京溪牌坊旁停下，洗车夫妻早早候在那里，“没有店面，他们留住‘的士佬’的方法就是低价，洗一台车四块钱”。

女工的选择

李东娇生前洗的最后那部的士，一开始停在“攸县饭馆”门前的人行道上，人行道是一段斜坡。

“也许是手刹出了问题，的士突然溜车，洗车女工双手死死顶住车，车有多重，人只能不停后退”，“攸县饭馆”的老曾是李东娇的湖南同乡，他不解这女人的选择，她的选择有可能伤及自己，“一个女人拼命顶住一台车，到底要多大的勇气？”

“她双手顶住车，是试图让车停下，她担心车退到公路上，刮花了蹭坏了，车主要他们夫妻赔钱”，牌坊旁“顺发轮胎店”的店长说，眼看的士要把李东娇推倒，是他手下的阿宝跑上前，开车门拉住了手刹。停车以后，李东娇用手捂住胸口，瘫坐到地上，喃喃自语的是三个字“吓死了”。

女工的担心

“顺发轮胎店”店长说，那句“吓死了”有两层含义：一是李东娇担心受伤；二是李东娇担心，车主让他们夫妻洗车，车要是刮花了蹭坏了，自己要赔钱。店长认为，后者比前者更强烈，这份担心促使李东娇没有闪开，让出一条路，任凭的士向后退。

店长告诉记者，出问题的那台的士，夜班师傅下车后就钻进了轮胎店里，跟人玩牌，李东娇死后，这师傅心有忐忑，此人跟店长说，他确信自己下车前拉上了手刹。“这师傅的话有可能是真的，要是没拉手刹，车一开始就会溜下坡，但拉了不代表万无一失，没有责任，他也可能没拉紧”。

女工的生活

昨天不到五点，“顺发轮胎店”就开张了，这并不常见。前天有车主交待店长“要换胎”，活当天没做完，店长不得已，只好早起。他手下的小弟阿宝出门干活，距阿宝几步远的地方，李东娇与丈夫已经洗完好几台车，而这却很常见。

牌坊旁巷子里纯净水店的店员说，每天，李东娇夫妻从凌晨两点开始干活，直到早上七点，直到京溪路一带的所有的士全换成了白班，没人再要洗车。他们的顾客里，有湖南老乡，也有10多台廉江“的哥”的车，昨日凌晨“可能没拉死手刹”的师傅就是廉江人。

李东娇夫妻依附于“的士佬”生存，有街坊说，李东娇与丈夫洗车的手艺并不见得有多好，他们没有门店，也不会抛光上蜡，没有专业的去污剂，他们能生存下去，能留住“的士佬”们的唯一方式就是低价多销，洗一台车四块钱。

“每天洗30多台车，一天是120块钱，她要是任由那台的士往后退，刮花了碰坏了，可能要赔几百元，几天就白干了”，一名街坊理解李东娇的选择，为她的死惋惜。（报料人 许先生 100元）

天河区一建筑工地坍塌  8人被埋4死4伤

■ 工地人员关门，撒谎误导消防官兵，致救援延误

■ 不明身份人员结人墙，阻挠记者进工地了解实情

■ 两家医院救护车欲进现场救治被埋人员，被阻止

前日（8日）晚10时30分许，天河区奥体南路美居中心花花世界旁一在建工地坍塌，8名施工人员被埋。昨日，记者从广东省政府应急办获悉，这8名被埋人员4死4伤。

昨日凌晨，全城各家报社、电视台记者陆续赶到该工地，欲调查坍塌原因，了解人员伤亡情况，受到10多名不明身份人员的野蛮阻挠。2名黑衣男子指挥下，这些不明身份人员结成人墙，把记者拦在工地门外，期间三番五次拉拽、谩骂记者。

天河区中医院、黄埔区中医院的两台救护车赶到现场后，也被这批人员阻拦，不被允许进入工地。

在建工地坍塌

八名施工人员被埋四死四伤

记者了解到，位于奥体南路美居中心花花世界旁的这一工地属天河区一在建大型商场。前日晚坍塌的三层建筑，为高州一建筑公司负责施工。8日当晚10时30分许，建筑的第三层作业面正浇灌水泥混凝土，坍塌突然发生，参与作业的8名施工人员不及逃生，被埋入废墟。

工地坍塌后，广州市消防特勤大队的两个特勤中队，赤岗、天河等消防中队的5台消防抢险车、60多名官兵立即赶赴现场。8名被埋人员有4人很快被成功救出，伤员随后被送至医院，经确认，无生命危险。

另有4名工人被钢筋、混凝土等掩埋于废墟底。消防官兵用生命探测仪确认其位置，用液压件、砂轮锯等破拆工具，花费近3个钟头的努力，先后救出这4人。但经现场医务人员抢救后，4人死亡。

记者随后从目击者处了解到其中3名死者姓名，分别为贵州民工宋泽宇（52岁），杨昌和（46岁），以及四川民工郭成莫（音），前两位死者一天前刚进工地干活。

■工地人员

关门撒谎误导官兵，致救援延误

一参与救人的消防官兵介绍，工地坍塌后，部分工地人员不但不救人，反而关死工地大门，致使几台消防车赶到后，看不到确切的坍塌地点，绕了一圈再回到工地门口，经询问，工地人员才告知坍塌地点。

记者还了解到，有工地人员见消防官兵到场，竟撒谎误导官兵，说坍塌工地在其他地方。

有消防官兵表示，工地人员掩盖事故的这些行径，直接导致救援延误。

■死者家属

欲进入工地探视，被断然拒绝

昨日凌晨1时许，两名被埋工人的妻子赶到工地门前。两人名叫张福萍、张福芬，为亲生姊妹，当得知丈夫被埋于废墟，两人从花都赶到现场。

姐姐张福萍告诉记者，前日晚10时许，她刚从纸厂下班，就接到儿子宋兵的电话，得知丈夫宋泽宇（52岁）干活的建筑工地一在建三层建筑坍塌，正于一层作业的宋泽宇、其妹夫杨昌和（46岁）被钢筋、水泥混凝土掩埋、生死未卜。

张福芬说，其丈夫跟姐夫宋泽宇二人5月7日刚经人介绍，进该工地干活。

牵挂亲人安危的张福萍、张福芬到工地入口后，要求进入现场探视，却被10多名不明身份人员挡在门外。两姊妹势单力薄，拗不过这些人，只能流着眼泪央求这些人放她们进工地，被断然拒绝。

1时15分，心急如焚的张福萍电话联系已先行进入工地的儿子宋兵，宋兵说，父亲与姨夫仍被埋于废墟底下。两姊妹一听此言，情绪几近崩溃。

张福萍、张福芬苦等30分钟后，1时30分，一台车牌为粤A Z139P的黑色奔驰商务车开到工地人口，强行接走了两姊妹。2时许，记者电话联系到宋兵，小伙子说，父亲与姨夫虽然被救出废墟，“但已经没用了”。小宋向记者证实，另有两名工人挖出后，也当场身亡。

■不明身份人员

结人墙阻挠记者进工地调查

昨日凌晨零时许，市内六家报社、多家电视台记者先后赶到事发工地，欲调查坍塌原因、了解人员伤亡情况，却被10多名不明身份人员野蛮阻挠。

记者到现场后看到，工地入口铁门紧闭，两名黑衣男子带领10多名不明身份人员守在门外，不允许记者接近。记者注意到，工地四周没有任何介绍施工项目、承建单位的文字。

无法进入工地，在场记者只能爬上工地围墙，观察坍塌点的情况。天色昏暗，能见度很低，记者远远看到，工地一塔吊下，脚手架倒成一片，废墟里，消防官兵与公安民警的身影幢幢。数台消防车、救护车于一旁待命。

1时许，刑侦法医赶到现场，记者要求与法医一同进工地，再度被不明身份人员阻挠，在场记者竭力争取，两名黑衣男子指挥10多人拉拽记者。期间，两名警号为028554、028248的警员也在场，两人不仅没有制止这些不明身份人员的野蛮举动，反而指挥这些人手拉手结成人墙，防止记者突破。

2时05分，一男一女走出工地，貌似施工方负责人，两人欲乘坐一台无牌黑色丰田汽车离开，被记者拦下，两人拒绝回答记者提问，仓皇弃车离去。不久，一台无牌黑色宝马也赶到工地门口，开车的中年男子也闭口不言。

■两台救护车

到场后受阻，无法立即救人

1时25分，天河区中医院的救护车赶到，欲进工地救人，也被挡在了门外。10分钟后，经医务人员再三要求，两名黑衣男子才同意放行。在场记者再度要求跟随救护车进场，了解被埋工人伤亡情况，仍被阻挠。10多名男子拉拽、推搡记者，抢夺摄影器材，多名记者被数倍于己的人纠缠，险些受伤。

这期间，天河区宣传部一工作人员就在记者身后，此人不仅没有组织那些人的行为，反倒劝记者离开。记者追问此人，被埋工人伤亡情况，其支支吾吾，借口刚到现场，不知情，不便发言。

2时20分，黄埔区中医院的救护车赶到，也被不明身份人员挡在门外，经一名身穿白色警服的警官出面调解，救护车才被放行。

记者向该警官提出进入工地，其同意。但就在记者跟随警官踏入工厂大门的一刻，那10多名男子再度一拥而上，领头的两名黑衣男子不顾警官的喝止，命令手下拉拽记者，场面一度失控。最终，这名警号为029001的警官被拖进工地，而记者则被死死堵在门外。

2时许，7台消防车、4台救护车开出工地，武警总队医院的一名护士说，他们到现场后，收治了一名从废墟里挖出的民工，此人经现场抢救无效身亡。

现场的几位四川民工证实，死者是他们老乡，名叫郭成莫（音），至此，四名死者里有三人身份已确认，分别为宋泽宇、杨昌和、郭成莫。 （报料人 多人 100元）

“外墙整饰”脚手架坍塌1死15伤

■ 事发黄埔区黄埔东路南岗塘头小区

■ 一业主称，三日前曾向施工方反映脚手架安全问题

昨日上午7时20分许，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南岗塘头小区一八层建筑进行“外墙整饰”，工地脚手架突然坍塌，正于第六、第七、第八层作业的多名工人当即坠落，16名工人受伤，其中1名工人重型颅脑外伤，送往医院途中不治身亡。

黄埔区建设市政局一负责人介绍，安监部门正调查坍塌原因，目前还无定论。

记者了解到，该八层建筑为黄埔区南岗街沙步社区的物业，负责其“外墙整饰”的施工方为广东三穗建筑有限公司。

■ 目击者

学生身后，脚手架轰然倒塌

早上七点，南岗街塘头小区的多数居民还没起床，沿街那幢八层建筑“外墙整饰”已经开工了。29岁的广西民工廖广生爬上脚手架的第六层，这一层站了七、八名工人。

记者了解到，昨日上午，脚手架第六、第七、第八层为作业面，近20名施工人员各自分工不同。

廖广生的任务是给第六层铺上木板，好让其他工人有地方下脚。他的老乡，43岁的刘福祥爬上第八层，工头派给刘的任务是“打墙”，敲掉旧墙面的瓷砖，便于日后刷涂料。

这些都是“外墙整饰”的前期工序，昨日是开工后的第四天。

工地旁一巷子尽头，面包店的汤女士、士多店的贺女士跟工人们一同早起——广州市第87中学距塘头小区不远，每天早上，都会有中学生坐巴士到塘头公交站下，结伴穿进小巷，到汤女士、贺女士的店里买早餐。昨日上午7点多，几名中学生刚走到面包店门前，意外发生了。

学生们身后突然传出一阵巨响，“刚开始是玻璃落地的声音，紧接着，那声响就像是几台卡车正向外倾倒沙石”，汤女士说，伴随巨响，铺天盖地的灰尘席卷而至。“学生们惊叫着四散跳开，商户们纷纷关门”，混乱间，汤女士总算看清楚——八层高的脚手架居然塌了，上面还站了工人。

■ 幸存者

胳膊动不了也要拼命往外爬

“脚底一空，怎么落地的我都不知道”，廖广生说，落地后他活动了一下，右胳膊动不了，“胳膊动不了，腿能动也要拼命往外爬”。

廖广生、刘福祥、42岁的化州民工李胜光、李胜光的老乡利水源……民工们一个个从废墟里爬出。士多店的贺女士说，爬出的那些民工头部、背部全是血，一些民工爬出废墟，倒在地上就不动了。

经确认，昨日的事故共造成16名施工人员受伤，其中1名工人重型颅脑外伤，送往医院路上不治身亡，余下伤者被分别送往省电力一局医院（11名），开发区医院（4名），均无生命危险。

省电力一局医院距塘头小区走路不到五分钟，记者到该院后意外得知，该院副院长罗伍山一早上班，途径塘头，亲眼目睹了脚手架坍塌。罗伍山看到工人们从废墟下爬出，立刻上前施救。

罗伍山介绍，共11名伤者送到省电力一局医院，这些伤者多为骨折、体表擦伤，经救治，生命体征均已恢复正常，无生命危险。

记者随后前往开发区医院，在住院部见到了利水源与韦玉军。院方介绍，除两人外，另有1名工人重伤，已送进重症监护室，1名工人轻伤，于急诊科留观。

■ 业主

三日前曾向施工方反映脚手架不安全

昨日上午10点，一名身穿蓝白条纹的中年男子突然出现，自称是小区业主。他表示，三天前就曾向施工方反映“脚手架不安全”。

该业主介绍，他见施工方往墙体钻几个铆钉，再用铁丝将铆钉与脚手架绑到一起，就算固定，认为“这么做早晚出问题”。他向工地负责人、三穗建筑有限公司工程师邱广州反映此事，但邱没理会他的意见。

昨日下午，记者致电邱广州求证此事。邱不予回应，答复记者“去问我们主管”。

“脚手架固定得不好，走上去都晃悠”，刘福祥告诉记者，那位业主的话确为实情，刘福祥说，像这么固定脚手架的铆钉也很少，“你们细看外墙就知道了，哪有几处钉孔”。

士多店的贺女士表示，她亲眼所见，施工方不钻墙，不用铆钉固定脚手架，而是用铁丝将脚手架绑在住户空调的三脚架上，“脚手架上几吨重的建材，空调的三脚架顶用吗？”

（报料人 多人 100元）

■ 官方通报

2010年3月31日上午7点20分许，黄埔东路南岗塘头小区一8层建筑进行外墙装修，排栅突然倒塌。事故发生后，市政府副秘书长张火青、市应急办主任邓庆彪，黄埔区委陈小钢书记、区政府杨雁文区长等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相关单位全力以赴救治伤员，调派专业人员全面清理倒塌的施工排栅。

至上午10时许，现场已全部清理完毕，查明共有16名人员受伤（其中1名因救治无效死亡，其余伤者无生命危险）。

黄埔区随后组织区建设、卫生、安监、监察、公安、宣传、街道等单位召开善后工作会议，区领导陈小钢、杨雁文对“做好事故善后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全力以赴救治伤员，积极做好死伤家属的安抚和赔偿等善后工作；全面清理事故现场，避免发生次生灾害；立即成立事故调查组，彻底调查事故原因；组织召开全区在建工程项目负责人参加的事故现场会，对全区各工程项目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坚决做到隐患不排除项目不动工。会后，陈小钢、杨雁文等区领导专程到医院看望慰问受伤人员，要求卫生部门动用一切资源、不惜一切代价做好伤者救治工作。

妈，我是同性恋

■      90后新生代民工小潭向家人坦白“自己是同志”

■      父母无法认同“同性之爱”，限制小潭人身自由

为了刚认识20多天的男伴阿伟（化名），17岁男生小潭（化名）不惜与家人决裂——小潭的父母是增城新塘制衣厂的工人，无法认同儿子离经叛道的恋情。不能说服小潭与阿伟分手，父母开始限制小潭的人身自由。这几天，小潭只要外出，母亲就会远远缀在身后；前日起，父母开始限制小潭外出。

“我已经成年了，我可以独立，他们不让我见阿伟，不给我自由，我就死给他们看”，母亲终日以泪洗面，但小潭心意已决。

90后新生代民工的“同性之爱”

小潭与阿伟认识仅仅20天，他知道阿伟是湖南衡阳人，今年19岁。此外，阿伟的家庭情况、收入状况、社会关系，小潭都一无所知。但他认定，自己要跟阿伟一起，哪怕旁人不理解这离经叛道的感情。

2月10日，小潭常上的“同志”论坛“御魂家族”里，一则征友贴引起了他的注意，作者期望的男伴是“愿意一起工作、一起玩的90后男生”。当晚，小潭开始跟贴子的作者阿伟聊天，双方情投意合。

翌日，小潭登录了阿伟的QQ空间，照片里的阿伟是小潭喜欢的类型，“穿衣是日韩风，眼神忧郁，一看就不是大大咧咧的男生”。当日，阿伟也见到了小潭的照片。随后，二人频繁聊天。

2月23日，阿伟从湖南老家赶到广州。小潭听说阿伟住在“弟弟”（御魂家族内部“同志”间的昵称）志华家里，非常失落。26日小潭只身一人前往广州，与阿伟见面。当晚，阿伟强吻了小潭，“我一开始不情愿，但他吻了我以后，我感觉很舒服、很享受”。小潭说，阿伟人很体贴，当晚洗完澡，阿伟还为他吹干头发。小潭说，虽然还谈不上爱，但他确实喜欢上了阿伟。

2月27日，小潭回到了增城新塘，当晚“弟弟”志华致电小潭，说阿伟出去，跟别的男伴约会了。小潭非常失落。回到家，母亲看出了小潭神色有异，起了疑心。

■ 父母

无法认同，限制儿子人身自由

次日是农历元宵节，为了安抚小潭，阿伟从广州赶到增城新塘。当天下午，两人在小潭工作的商店，聊了三个钟头。店主偷偷将此事告诉了小潭的母亲。当晚，母亲去商店询问，小潭坦白了自己的同志取向。“早晚是要告诉他们的。几年后，他们肯定让我结婚，我不愿意连累人家女孩，不如现在就交底更好。”

小潭的父母是新塘一家制衣厂的工人，文化程度不高，这是他们头一回听说“男人要跟男人结婚”。小潭的母亲认为，儿子被阿伟迷了心窍。

为了不让小潭与阿伟交往，从29日开始，小潭只要外出，母亲就跟踪他。儿子上班，母亲就于店外等候；儿子下班逛街，母亲就远远缀在身后。眼见母亲的忧心忡忡，小潭每晚还是执拗地要跟阿伟见面。

2月3日晚，小潭又跟阿伟外出逛街购物，母亲跟丢了，她赶紧给小潭电话，却没人接听。小潭的父母即刻慌了神，以为儿子跟阿伟跑了。情急下，小潭的父母报了警，两位民警去到阿伟落脚的廉租房，也没见到人。小潭并没有离开新塘，当晚他回了家，并告知父母“出去玩，阿伟背他，电话不小心丢了”。

小潭这回“失踪”，让他的父母意识到，不能继续放任儿子。前日，父亲茂金（化名）将小潭锁在家里，不允许儿子出去。

■  小潭

被限制人身自由，想自杀

“我已经成年了，我可以独立，他们不让我见阿伟，不给我自由，我就死给他们看”，前日下午，小潭致电本报，说父母限制了他人身自由，自己想自杀。记者随后赶到新塘，见到了小潭跟他的父母。

记者问到，“如果父母不再限制你的自由，你是不是要去广州见阿伟。” 小潭的态度非常坚决，“一定会去，我要多跟他一起，才能观察他的为人，了解他的心意”。小潭说，他会孝敬父母，会尊重父母，但他要坚持自己的感情。

小潭父母的立场也很坚定。“我们从没听说男人要跟男人结婚，我们四川老家没有，我们到广州做工这么久，也没听说，我们不会同意儿子跟那个男人一起”。

除了限制小潭的自由，父母还通知了儿子的表哥、表姐，让亲戚们一同说服儿子死心。但小潭心意已决。小潭的母亲告诉记者，看到儿子因为见不到“阿伟”，每天茶饭不思，自己非常心疼，终日以泪洗面。

■  男伴

不让小潭为难，主动辞别

阿伟知道小潭父母的态度，他知道，小潭的父母每人每月工资不足千元，拉扯小潭跟妹妹两个孩子实属不易。为了不让小潭为难，阿伟决定辞别。

3日，阿伟写了一封邮件给小潭，大意是“或许我不该到广州见你，我要走了，你应该忘了我，我们两人回到最初的原点，做陌生人”。小潭收到邮件后，联系不到阿伟，以为男伴不辞而别了。

当日下午，小潭委托“御魂家族”的其他人联系上了阿伟，才知道阿伟没走，两人随后见了面。但当晚，小潭的父母以为儿子“失踪”，报了警。这让阿伟下定决心“要走”。

前日，阿伟离开了增城新塘，临别告诉小潭，自己去广州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等他安定了，小潭可以去广州看他。因为父母限制小潭外出，小潭没能见阿伟最后一面。

昨日，记者致电阿伟，他也很茫然，“我不知道我跟小潭能不能长久，小谭家只有一个儿子，他父母想让他结婚，让他传宗接代，这我能理解”。

■  “我从小就有同性恋的倾向”

小潭五岁那年，父母离开了四川达州老家，到广州做工。小潭跟爷爷奶奶相依为命。小潭说，自己童年居住的土楼里，跟他同龄的孩子，除了堂哥，都是女生。从小到大，小潭就爱跟女生玩，却从没为女孩动心过。

初三那年，常跟女生一起的小潭，被同学笑话“是同性恋”，他听说以后很生气，还跟人理论。但他确实“暗恋”一名男同学，“我喜欢偷看他打篮球，他要是跟我说话，我会很腼腆”，小潭还给那名男生写过情书，只是没敢寄出去。

前年7月，小潭初中毕业，差几分没考上高中的他，也到了广州，成了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到广州后，他看了一些书籍，阅读了一些网络上的文章，头一回“全面”了解“同性恋”，比照自己的行为特征，小潭坚信自己的“同志”取向。

“他们不同意也没办法，我就是同性恋。男生抱我，亲我，我心跳的厉害，非常享受。我爱穿漂亮衣服，我爱化妆，我爱男生体贴我，所有这些都证明，我是同性恋。我告诉了爸妈，希望他们理解。”

（报料人 谭先生 100元）

绝地正重生

还活着，竭尽所能地活着。活着就不能只关心温饱。当幸存的灾民不再风餐露宿，他们便着手创造新生活，他们的信念单纯，令人感动——这里不是死地，这里是我们的家园；生活没有绝望，只是被深刻地改变。

新生儿的诞生代表生命的延续；安置点里，家庭生活重又开始，灾民们的情感有了归宿；中小学复课更是好信号，它给了灾民信心、鼓舞；第五天，商贩们已先人一步回归自己的社会角色，商业复苏说明，局势正趋于安全，社会已走上正轨。

所有这一切，正如灾区的脉搏，每天都更有力——绝地正重生。

□ 4月15日 晴 新生命给灾民新希望

震后第二日，青海陆军预备役步兵旅医院的帐篷医院里，藏族母亲博拉顺利诞下一名男婴，这是震后灾区降临的第一例新生儿，那声清亮的啼哭给予饱尝苦难的灾民莫大的安慰、鼓舞。

14日，里氏7.1级的地震致灾区九成房屋坍塌，藏民查多家的房屋没能幸免，他与即将临盆的妻子无家可归，只能借宿于结古镇的一个广场里。

15日下午三点，青海陆军预备役步兵旅医院的医务人员见到了广场上的博拉，这名孕妇的羊水已经破了，马上就要生产，医务人员立即将她送至帐篷医院。

“我们这条件简陋，妇产医师、设备、药品都很缺乏，这名孕妇还受到了惊吓，没有宫缩，可能难产”，医院的院长说，尽管如此，他们仍会竭尽所能，让母子平安。兰州军区总医院的妇产主任随后赶到。

下午四点28分，病房里传出婴儿的哭声，母子平安，病房外的人群响起了掌声。怀抱洁白纱布包裹的新生儿，藏族汉子查多一脸喜悦。

□ 4月16日 多云 赛马场，家庭生活的开始

    草甸之上，约四千顶民政救灾帐篷成为受灾群众的新家；安置点之内，灾民们以家庭为单位，各自分居。生火做饭，聊天祷告，一度凋零的家庭生活正在恢复。

震后第三日，距结古镇约10公里的赛马场，震后规模最大的灾民安置点已见雏形。如同两年前的绵阳九洲体育馆，赛马场成为灾民新生活的起航之地。

角落里，18岁的索南达杰正生火烧水，他用石块、瓦砾砌起一个简易灶台，浓浓炊烟里，索南达杰不停流泪，流泪不仅仅因为烟火，还因他的表弟、他的班主任死于震后的废墟里，刻骨的丧亲之痛让人窒息。索南达杰家的房屋也坍塌了，所幸的是一家人逃出生天。

15日，索南达杰的父亲去到赛马场的民政部门办公点，报名领到了帐篷。搬进帐篷后，索南达杰回到已成废墟的自家老屋，翻出了冰箱与电视，他甚至找到了自家的狗，也牵回了安置点。索南达杰告诉记者，供电恢复前，冰箱与电视只是摆设，但这些旧物、包括那条狗，都能给他家的感觉。

灾民们的生活渐有起色，但现实仍不允许安置点的管理者们过分乐观。赛马场安置点负责人之一，当地统战部部长就表示，居民安置点仍处于最艰难的阶段。

他介绍，此前因工作重心为救援，灾民安置与物资发放一度处于混乱，从16日起，安置点内增设了警力，局势已恢复良好。但是，随着更多灾民涌入赛马场，安置点的帐篷、饮用水等物资均出现了短缺。

当地另一名官员则表示，安置点还应立即修建公厕等卫生设施，并做好防疫准备。

1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走进了赛马场，详细察看了受灾群众吃穿住用的保障情况。温家宝安抚灾民，全国人民与灾区群众心连心，各族同胞团结一致，定能战胜困难。温家宝还表示，考虑到灾区位于三江源，是重要的生态保护区，今后重建一定会规划好，为灾民建立一个更美丽的家园。

总理的一席话让群众深受鼓舞，赛马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 4月17日 白天多云，夜间阵雪 中小学复课

震后第四日，第一所抗震希望学校于结古镇落成（其原址为自治州孤儿学校），17日下午，60多名学生与10多名老师齐唱国歌，简短的复课仪式令人难忘。

仪式后，同学们开始上课。七年级的藏语课上，藏族老师周美领学生朗诵了《握手》，课文讲述了1985年班禅到藏区慰问的故事，周美有意借此安抚孩子们的心。

七年级学生伊希永吉告诉记者，他看到很多房屋都倒了，但他不怕，因为他看到了解放军。那些迷彩色、军绿色的身影给了他安全感。九年级学生边措说，经历了地震，他更珍惜现在的时光，感谢那些给他们帮助的人。

记者了解到，该希望学校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筹资、一家铝电公司的员工与武警战士共同搭建完成，五间新教室位于原教室东侧的一处空地上，每间可容纳40人。

其他中小学也酝酿复课。但为孩子们提供安全、明亮的教室并不容易。第三完小的负责人尼玛江才就碰到了难题。他介绍，一家商贸公司已向第三完小捐助了价值3万元的建材，北京的一家慈善基金会也表示愿提供一批设施，“但建造板房教室前，我们的操场还要进行全面硬化，铺上至少12厘米的混凝土，才能达到基础强度要求，这部分资金缺口达30万元，目前还没落实”。

青海省省长骆惠宁坦言，目前灾区的教学条件很简陋、物资短缺，政府正努力为每名学生提供学习的场所、学习用品。

随灾后重建的有序展开，4月底前后灾区中小学有望全部复课——复课意义非凡，一所小学的教导主任告诉记者，复课后，通过系统的心理干预，孩子们的紧张情绪能够得到安抚，心头的阴霾能尽快散去。除此之外，中小学复课的消息，还如同一道阳光，照亮灾区的各个角落，让灾民们重拾起生活的信心。

□ 4月18日 多云 结古镇街头，商业复苏

震后第五日，结古镇街头商业复苏，一些依旧蓬头垢面的商贩，终于回归了属于他们的社会角色——地地道道的生意人。地震后，这些人花了一两天给自己压惊，又花了一两天观望。他们手上有货，但不敢公开销售，生怕灾民哄抢。最后，是小镇街头随处可见的警员给了商贩们安全感，结古镇新建路两旁，杂货摊陆续开张。

结古镇的商业贸易绝迹了四天。五个月前，河南人张申彦、张品夫妇到结古开了间杂货铺，生意算不上兴隆。地震后，这间名为“豫彤杂货店”的铺子成了危房。一并成为危房的远不止这一家，14日地震后，记者连线结古镇一慈善救助会的工作人员普吴，他介绍，镇上的商店要么倒塌了，要么关门了，灾民即便有钱，也买不到东西。

4月17日下午，结古镇新建路上出现了第一个货摊，摊主是河南镇坪人，他的成功鼓励了其他人。当日，张申彦与张品的女儿圆圆从一个围墙的窟窿里爬进了自己的小卖店，拖出了一些方便面。因为怕灾民哄抢，方便面没有公开销售。张申彦又观察了一天，新建路上随处可见的警员给了他信心。18日，他们的杂货摊正式开张了。

这一天，其他商贩也纷纷出街。结古镇红卫路上，就有三家商店重新开业。18日上午，张申彦、张品夫妇就赚到了两千多元的收入。也有人生意不好，一家烟酒店的店主王欣说，因为政府发放了方便面与矿泉水，受灾群众吃喝无忧，她的生意一般。

无论生意好坏，这些商贩们终于回归自己的社会角色。青海省商务厅副厅长张勇军介绍，截至18日，已经有7家商业企业恢复营业，随后还会有更多商家开张。

□ 4月19日 雨夹雪  最宜于灾后重建的时间只有四个月

震后的第六日，经国务院批准，灾后恢复重建组成立。记者自青海省政府获悉，重建总目标是建设一座高原生态旅游城，目前，青海住房城乡建设厅正拟定灾后重建的总体规划方案，并将于4月26日提交给住房建设部。

工业与信息化部副部长苗圩表示，由于灾区海拔高、气温低，真正适合于灾后恢复重建的时间可能只有四个月，工业与信息化部已经开始计划随后的大规模重建，例如统筹考虑恢复重建所需建材的供给保障能力。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也提出，本地地震受灾地区由于气候影响，施工季节短，灾后重建不能照搬汶川，要在保证当地民族宗教特色的前提下，抓紧时间，让受灾群众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虽然不能照搬，但汶川重建的先进经验值得借鉴：民生优先，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着眼长远，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共荣共生。

以上经验若能贯彻到玉树灾区的重建中，于灾民，无疑是福音。

英东门诊楼中年女子坠楼身亡

    一小时前，她从化验科与肝病门诊之间走廊的窗台跳下，落在二楼的天井，当场死亡。一小时后，她的死被英东门诊楼所遗忘。路经天井的人们会看她一眼，然后快步离开。现场没有人惊呼，没有人恸哭，没有人惋惜，除了警察，没有人为这不幸女人的死停止脚步。

昨日上午，一名中年女人从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楼6楼跳下，不治身亡。市民吴先生回忆，上午7时10分，他走出医院的时候，天井还是空的。10分钟后，他回到医院，上二楼，就看到一个人睡在了血泊里，医护人员努力了几分钟，没能让这人起死回生。

遗物

一双破旧的皮鞋

死者穿的皮鞋放在距尸体一米远的地方。皮鞋很旧，一左一右都磨出了洞，鞋底补了一回，用的材料是一块自行车外胎。不知道死者生前走了多少路，新鞋底的纹理也已经磨平了。

女人不高，僵硬的身体摆出一个非常不自然的姿势。红色的印花床单裹住死尸，只露出她光着的脚。床单上沾满了暗红色的血迹。脚边血泊里那双女袜看上去也穿了很久，后脚跟有红色的补丁。

死者

身份不明，自杀原因不明

六楼走廊的窗台，记者发现了女人的脚印。窗台有一小截黑色的条尺，可能是警方勘察现场留下的。六楼除了化验科与肝病门诊，还有男科、妇产科。女人生前是想去哪些科室，没人知道。

这不幸女人到底是不是医院的病人，没有答案。记者询问了六楼的医护人员，询问了医院的保安，没人知道她是谁，想做什么，为什么会从医院的门诊大楼跳下。

上午10时许，死者家属赶到医院，认领尸体后迅速离开，没有受访。

医院

一切正常

    女人坠亡后没多久，英东门诊楼就恢复了正常。上午九点，门诊大厅已经坐满了等候挂号、问诊、化验、注射的人。尸体所在的天井位于外科与内分泌科之间，法医与警察陆续离开，很多病人与家属都没留意到天井的异常。少数知道尸体仍没拖走的人，路经天井，会看一眼，然后快步离开。

石场一声炮，四百民房“楼裂裂”

当地居民认为，石场不应当为了增产，使用大当量炸药

“东坑口石场成为‘广贺高速定点石场’后，务必要提高产量。”广宁县排沙镇沙心崀当地老百姓认为，为了高产，石场使用大当量的炸药进行山体爆破，是造成民房“楼裂裂”的原因。

“几公里外的房屋开裂，也要赖我们？”施工队工人反驳说，距爆破点最近的简易工房，都没开裂，四百多间民房又怎可能如此“弱不禁风”？

当地人

“十年最响的山炮，炸得我家‘楼裂裂’”

山炮的巨响吓哭了罗胜龙刚刚半岁的儿子。

罗胜龙的媳妇回忆，11月23日傍晚，她正在家哄孩子，猛地听到了一声巨响。“石场开了这么多年，那一晚的山炮是最响的”，刚刚入睡的孩子惊醒了，窗户哐当、哐当作响，厨房的瓷碗哐当、哐当作响，耳鸣，大地摇晃……慌乱间，女人抱紧孩子就冲出了家。

沙心崀分为三个地方，沙心崀、苍前崀、南坑。南坑距石场最近。矿山的这头是南坑，那头就是石场，“距矿山最近的民房离爆破点只有200米”。23日当晚，南坑人感觉，炸药就像是埋在自己的脚底下。

第二天，老百姓陆续注意到，自家房子的墙壁、地上的瓷砖出现了裂痕。他们认定，这是头天晚上石场放炮引起的。人们向支书罗官生投诉，房屋开裂，石场要赔钱。

家在南坑的罗忠贤告诉记者，东坑口石场开了10多年，以前放炮，老百姓都没什么感觉，但从今年11月开始，石场的山炮，一炮比一炮更响。老百姓多次向支书罗官生投诉，但石场我行我素。11月23日那一炮是一个月的第四炮。

12月11日晚，记者跟随罗胜龙、罗忠贤进入沙心崀。记者走访的几户农家，每间房屋的墙面、地砖都有明显的裂痕，最长的超过四米。怕不安全，罗胜龙跟老婆已经从墙体开裂的婚房搬出。

罗忠贤说，他们向石场索赔，施工队的工人还说风凉话，认为是老百姓自己修的房子不结实，地基不牢。当地人与施工队就这么结怨了。

几天后，广宁县公安部门、安监部门、房管部门，排沙镇镇政府组织的工作队开进了沙心崀。排沙镇镇委书记陈华雄说，经调查，初步统计约有405间民房出现了裂痕。

政府工作队调查了八天，12月11日，他们公布了一个初步赔偿方案：经安监、房管部门鉴定，405间民房依受损程度分为四等，赔偿标准分别为每间1500元、900元、700元、500元。农民的心理价位是每平方600元。拿罗胜龙家的房子为例，依政府的方案，他家被划为第一等房子能拿到1500元的赔偿；照农民的标准，他家80平方的房子，每平方600元，就是24000元，是政府标准的6倍。

目前，政府、施工队、农民三方仍在为赔偿标准协商。

施工队

“我们合法经营、安全生产”

12月14日，记者重回沙心崀，暗访东坑口石场。

石场入口的大树被当地人砍倒，倒在路中央，这是当地人为了不让石场的泥头车向外运送石料设的路障。爆破的那座矿山脚下，记者看到了山神爷的石碑。炸山前，工人们都要给山神爷烧香，放鞭炮。此刻，香已经燃尽了。

从11月25日至今，东坑口石场已经停产近20天了。

老李是梅州人，施工队很多工人都是他老乡，三个月前，他们进驻沙心崀。听说记者是“广贺高速施工方的代表”，老李不再警觉。从老李与他同乡那，记者了解到，东坑口石场有“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石场的炸药都源自合法渠道，放炮的人也有专业的爆破资格。

“一定是安全生产，我们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老李信誓旦旦地向记者保证，11月23日当晚放的那一炮没有当地人传说的那么可怕。

老李的第一个证据是，工人们也怕死，不可能无视安全标准。老李的第二个证据是，施工队的简易工房没有地基，都是完好的。当地人砌了地基的房子更不可能因放炮出问题，更何况，最近一处当地人的房子跟爆破点都还隔了一座山，“几公里外的房屋开裂，也赖我们，不是明摆着讹钱吗？”

见“广贺高速施工方的代表”很关心石场很日复工，一名工人说，就在这几天。这名工人称，只要广贺高速要他们运石料，他们就能运到，让记者放心。

记者提出，想见一见石场的法人代表陈广成。老李称，陈人在沙心崀村委会。但当日下午，村委会只有治保委员罗国洪一个人。罗证实，东坑口石场证件齐全，23日当晚石场炸山用了三吨炸药，赔偿标准仍在协商。除此以外，罗国洪没再提供更多信息。

从业者

作为“高速公路定点石场”的代价

几天前，人在湖南岳阳的阿成听说了老家的风波。到家后，阿成用了一天到矿上打听消息，他了解到，东坑口石场已经今非昔比。

阿成介绍，虽然东坑口石场的法人代表是陈广成，但这些年，实际经营石场的商人不是他，“石场多次易主”。阿成给一个姓邱的包工头开货车。前些年，东坑口石场就在邱的名下。包了几年，这名包工队领自己的人马移师湖南岳阳，阿成跟着他一路北上。

如今，姓邱的还是做炸石头的买卖，阿成虽然是马仔，但浸淫了这一行多年，谈到石场，他的见识远比其他人要多。

以前，东坑口出产的石料多数都卖给了老百姓。三个月前，东坑口石场门口立了新招牌——“广贺高速定点石场”，沙心崀的很多居民并不了解这个旗号的含义。

但阿成明白一个石场卖石料给老百姓与卖石料给高速公路的不同。首先是利润不同，卖给老百姓的石料每立方50元到60元，卖给高速公路每立方140元到145元；然后是质量不同，卖给高速公路的石头要更圆润；最后是产量不同，前些年，东坑头石场每晚出产四百到五百立方石头，如今，每晚至少八百立方（为了节约电费，石场都是夜里开工，所以产量以“每晚”为单位）。

阿成说，为了多产，石场放一炮用去三吨炸药不足为奇。湖南岳阳阿成自己干活的工地，也曾使用两三吨的炸药炸山。但在岳阳，用这么多炸药是进行地表爆破，11月23日当晚，东坑口石场却将三吨炸药埋进了山体。

“他们生怕三吨山炮的冲击力还不够”，阿成一语点破东坑口石场这么做的原因——引爆山体内部的炸药所产生的威力，远远超出地表爆破。

“石场用的每一吨炸药都要报公安部门审批，所以每一吨炸药都要物尽其用”，阿成的家位于南坑，石场矿山脚下，与爆破点的直线距离约两百米。看着自家房屋的裂痕，阿成一脸苦笑。

专家

民房与爆破点距离近，石场应严控炸药当量

用三吨的炸药开山，爆炸产生的震动会不会波及当地居民的住房？昨日，记者就爆破安全问题采访了武警8731部队的爆破专家周成。

周成介绍，将炸药埋进山体，然后引爆，所产生威力远远大于将炸药包放在地表。如果石场的目的是炸出更多石头，采用钻孔、埋药的方法效果更好。但是考虑到当地居民的房屋距爆破点只有200米，石场不应该用三吨炸药进行深孔爆破。

周成解释说，虽然国家规定，深孔爆破作业，爆破点与建筑物的距离至少200米。但炸药的当量越高，爆破的安全距离也应当越远。既然民房与矿山的距离是固定的，只有200米，石场就应该严控炸药的当量。

n          大埔全县没有一名拿到《动物诊疗许可证》的正规执业兽医

n          县畜牧局下乡干部眼皮底下 上千只家禽病死 几百只死鸭成了喂鱼的饵料

n          多项防疫政策不落实 基层动物防疫体系形同虚设

农业部《病死及死因不明动物处置办法》第六条规定：病死但不能确定死亡病因的动物，尸体要在动物防疫监督部门的监督下进行深埋、化制、焚烧等无害化处理。但大埔县湖寮镇大山深处，“土鸭专业户”黄响家几百只病死的鸭子却成了邻居喂养六千多只埃及塘虱鱼的饲料。

随后几日，老邱鱼塘旁几户人家上千只家禽先后病死。“土鸡专业户”罗药风认为，鸡鸭死于“出败”，学名“禽霍乱”。老罗怀疑，黄响家没有深埋、焚烧的那几百只土鸭是疫病的源头。

黄响、老邱、罗药风生活的地方，名叫大安，距大埔县城湖寮镇约20公里，由县畜牧兽医局定点扶持。可县畜牧兽医局的下乡干部、湖寮镇动物防疫站的工作人员、大安自己的村级动物防疫员，都没有制止黄响“死鸭喂鱼”的行为，也没有上报“家禽病死，死亡病因不明”的疫情。

几日调查，记者了解到，大埔县全县一名拿到《动物诊疗许可证》的正规执业兽医都没有。“动物饲养场应当向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动物防疫合格证”、“家禽出售前应报当地畜牧兽医检疫部门进行产地检疫”等政策也没得到全面落实。

“死鸭喂鱼”引起了霍乱蔓延？

沿大埔县土岭变电站工地旁的土路，往大山深处步行约10分钟，就到了老邱的鱼塘。鱼塘中央，蓝色渔网底下，那些浮出水面的黑色羽毛是老邱拿黄响家的病死鸭子喂埃及塘虱鱼的唯一物证。距土鸭的死一个多月了，六千多条凶猛的塘虱已经消化了鸭子的皮肉。

罗药风认为，这鱼塘就是一个多月前霍乱的传染源。

山涧溪水、空气、每家每户的狗以及天空盘旋的鹰，老罗说，这些都可能成为霍乱蔓延的途径。罗药风认为，自家五百多只土鸡之所以病死，就是因为看家护院的狗叼回了病死的鸭子。

11月底的一天，罗药风家20多只土鸡突然病死。第二天50只病死，第三天70只，第四天100只……等老伴清扫鸡舍，发现了土鸭的黑色羽毛，罗药风开始怀疑，是自家的狗叼回了“瘟神”——黄响家病死的鸭，一切都晚了。短短几日，老罗计划春节上市的五百多只土鸡全数病死。

每天两簸箕死鸡，罗药风很心酸，“如果黄响照规矩，深埋或者焚烧那400多只死鸭，霍乱兴许就不会蔓延，我们这几户上千只鸡鸭兴许就不会死”。罗药风怀疑，另几户人家的家禽“出败”，可能是鸡鸭喝了从老邱鱼塘流入沟渠的水。

不远处，老邱的鱼塘旁，黄响正在跟收购农副产品的人谈生意，这名年轻的鸭农并不知道罗药风将土鸡的死归咎于他，也不知道跟前这名“酒店业务员”是记者。

黄响说，他拿几百只死鸭给老邱喂鱼，不为牟利。黄响告诉记者，老邱那六千多条埃及塘虱是以动物性饵料为主的杂食性鱼。为了喂鱼，老邱经常要到县城的屠宰铺收购一些动物脏器作为饵料。上个月，黄响的四百多只土鸭病死，他原计划深埋它们。但想到拿这些鸭给老邱，可以为老邱节约一笔收购动物内脏的钱，黄响就做了顺水人情。

与罗药风的想法不同，黄响认为，致家禽于死地的不是霍乱。黄响说，11月底，粤东大埔地区气温下降，并伴随着降雨。雨水呈酸性，低温与酸雨才是导致家禽生病的原因。

杀死上千只家禽的是霍乱，还是低温与酸雨？已经“死无对证了”——黄响家的死鸭只余下羽毛与骨头；罗药风家的死鸡丢进了沼气池，化成了水；另几户人家的死鸡鸭一个月前或者深埋，或者焚烧——上千家禽的病死成了悬案。

大埔县一个正规执业兽医也没有？

如果国家政策设计的动物防疫体系奏效，“上千只家禽为何病死”是可以水落石出的。

国家规定：任何单位与个人发现病死或死因不明的动物，都应立即报告当地动物防疫监督部门；动物防疫监督部门收到报告后，立即派人到现场进行初步诊断；能确定死亡病因的，应依照相关规范妥善处理尸体；不能确定死亡病因的，应立即采样送县级以上动物防疫监督部门确诊。如果出现大批动物死亡或发生重大动物疫情的，由省级动物防疫监督部门进行死亡原因或流行病学调查。

但理想的动物防疫体系，到了湖寮镇的大山深处，第一步就没落实。大埔当地一些农民死了鸡鸭，不到县城请兽医，也没上报疫情。

作为一个会用硫磺、生石灰给鸡舍消毒，知道病死的鸡要深埋、化制或者焚烧的“土鸡专业户”，罗药风却心怀“兽医无用”的想法。就算每天死两簸箕的鸡，罗药风也没动“去县畜牧局请兽医”的念头。

14年前，刚刚从国营汽修厂退休的罗药风搬进深山，成了鸡农。起步的头一年，罗药风就碰上了禽霍乱。他从县城畜牧局请了一名“股长”给他的鸡看病。这名股长当着老罗的面，解剖了生病的土鸡。“那人从鸡脖颈动刀，一刀下去开膛破肚，忙活了半天，到最后没救活一只鸡”，从那以后，罗药风成了坚定的“兽医无用论者”。

记者走访了几户农民，一些人也有类似老罗的想法。老百姓之所以不信任兽医，除了县城兽医医术有限，还有一个原因——大埔县全县没有一个拿到《动物诊疗许可证》的正规兽医。

2007年6月，梅州市开始实施“畜牧兽医体制改革”，要各县“逐步实行执业兽医制度”。“从事动物疫病诊断、治疗和动物保健等经营活动的兽医人员，必须经培训、考试，取得执业兽医资格”。但县畜牧兽医局工作人员李保坤亲口说，时至今日，大埔全县都没有一名正规执业兽医。

没有执业兽医，但大埔县畜牧兽医局旧址旁一间兽药店赫然挂着“动物医院”的招牌，全然不顾《广东省动物防疫条例》第25条规定，“未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擅自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两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还有多少动物防疫政策没落实？

    县畜牧兽医局的工作人员李保坤称，罗药风与黄响的说法并不属实。大安并没有出现“上千只家禽病死”的疫情。李说，县畜牧兽医局的下乡干部就驻在大安。那里并没有饲养上百只家禽的养殖大户。李宝坤电话联系了姓魏的下乡干部。这名下乡干部称，罗药风家确实死了鸡，但没有上百只，“罗家总共只饲养了60多只鸡，上个月死了几只，疫情不严重，所以没有上报”。

“死鸭为何成了塘鱼的饵料，‘病死及死因不明的动物尸体应无害化处理’的政策落实没有？”李保坤回答，多数形成规模的饲养场都可以自觉做到“病死家禽、牲畜无害化处理”。但一些散户私自处理一些病死家禽，县畜牧局囿于人手有限，“管不到千家万户”。

“不可能落实到千家万户”的防疫政策远不止“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这一条。罗药风与黄响都没拿到《动物防疫合格证》，他们的鸡鸭出售前也没有报当地畜牧兽医检疫部门进行产地检疫。这些不符合《动物防疫法》、《广东省动物防疫条例》的有关规定。

“人手有限”，李保坤认为，这是一些政策没落实的原因。李称，散户养殖的管理一般交由乡镇畜牧兽医站。有的乡镇，一个人就是一个防疫站。

记者了解到，梅州市实施“畜牧兽医体制改革”，考虑到了畜牧兽医站人力有限的实际问题，要各乡镇“健全村级动物防疫队伍，负责各个自然村的动物防疫工作，县级财政给予村级动物防疫员每月一定的防疫工作费用补助”。

2008年6月，大埔县的改革初步完成，实现了“每个自然村都有一名村级动物防疫员”。这些村级动物防疫员的主要任务是，向上级防疫部门报告疫情信息，配合乡镇畜牧兽医站，做好“强制免疫”等工作。

但今年全年，没有一名村级动物防疫员报告任何疫情，包括一个月前这起“上千只家禽病死，养殖户用死鸭喂鱼”。（应受访者要求，罗药风、黄响均为化名）

同富二厂的工人胡行安死了。11月3日，41岁的老胡死于送往增城人民医院的途中。胡行安的儿子胡庆说，这是工业区第三例工人突然死亡，同富一厂的四川工人李延（化名）证实了这一说法。

工业区20多家电镀厂，成百上千的工人仍然待在满是强酸、重金属、有机溶剂的环境下工作。一双胶质水鞋、一双棉布手套、最便宜的医用口罩，这些不足以保证工人们的健康。李延说，工人们都深知这一行的凶险，干两年就走人。但胡行安一干就是五年。

生命最后12小时的孤独

    生命最后12小时，胡行安蜗居于工业区一个鱼塘旁每月200元的出租屋，呼吸渐渐微弱。

11月3日上午8时许，胡行安的老婆毛代琼电话通知胡庆，让他中午去胡行安住的出租屋看看。老胡可能生病了。2日晚11时，胡行安曾电话联系远在东莞市博罗县福田镇的老婆毛代琼，说他头疼；3日上午7时许，毛代琼刚上班，电话又响了，胡行安说他还是头疼，人也从滚到了地上。

父亲头疼？胡庆没在意。2日，胡行安还给胡庆做了晚饭，席间胡行安并没感觉身体不适。胡庆没有停下手头的工作，作为工厂电镀流水线的一环，他不能分心。此刻，距胡庆上班的工厂不到1公里的那间出租屋，胡行安正挣扎在死亡线上。

“那天，我下班后去他的出租屋，我敲门他不应。我踢开门，看到他睡在地上，嘴唇乌青。”胡行安没有遗言，人已经没办法出声了。6日上午，记者见到了胡庆，今年17岁的他蹲在同富二厂门前，一口一口吸烟。

胡行安系非因公死亡？

11月5日下午，增城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的人开始调查胡行安的死因。当日晚，劳动局通知胡行安的家人：6日政府会介入家属与厂方的谈判。

谈判前，胡庆告诉记者，劳动局的人已初步认定，他父亲系“非因公死亡”。工厂只愿给两万私了。

记者旁听了家人与工厂的谈判：胡行安的老婆毛代琼从始至终泣不成声，胡行安的姐姐一开口就是40万；两名劳动与保障局的工作人员艰难斡旋，因胡行安死于自家，他们初步认定死因与工作无关；工厂代表说，既然胡行安死于“非因公死亡”，他们给两万已经仁至义尽了。

漫长的一上午，纠结到最后，工厂做出让步，赔偿金从两万涨到三万四，但这距家属死咬的30万相去甚远。家属坚持，同富二厂恶劣的工作环境是导致胡行安突然死亡的主要原因。谈判期间，劳动局的人再三表示，家属不认可劳动局的调查，可申请给胡行安做司法鉴定。但家属不想走这一程序，他们称如果厂方不给钱，就将灵堂设在工厂门前，拿胡行安的尸体示威。

同富二厂是不是血汗工厂？

走进同富二厂，记者见到了“血汗工厂”的影子。阴暗潮湿的厂房，强酸挥发出呛人的气体，厂房的铁门、纵横的金属管道布满了铁锈。胡行安的任务是用七台离心机甩干已完成电镀的产品，这是电镀生产线最后一道工艺。

同富一厂的工人李延与老胡有一面之缘。他告诉记者，胡行安的工作已经是这一行比较“卫生”的了。那些给产品去油、去锈、烘漆的工人更易于吸入强酸挥发的气体。但老李也说了，因为同富二厂规模小，工厂就一个车间，这意味着所有的工人都可能吸入毒气。

工业区里，同富二厂属于中下流。“也只有中下流的厂，愿意招40多岁的人。”胡庆所在的厂是工业区最正规的，但这家工厂只要年轻人。

“这的工人都很年轻。电镀这一行，顶多做两年。”李延说，他不会学胡行安，一干四五年，那些呛人的气体可是会要命的。

地下调查业的罪与罚

——近日，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法院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广州市一家调查公司负责人周建平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2009年2月出台的《刑法修正案》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记者暗访了解到，目前，广州市内仍有调查公司向外兜售通话记录、银行账户等公民个人信息。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这始终是民间调查公司的一处死穴。

“几年前，调查这一行凶险，是因为债务人的老拳、造假窝点的狼狗；如今，凶险源自一部法律。”李广，广州市一家老牌调查公司负责人，去年2月出台的一部《刑法修正案》让“李广们”坐卧不安。

《修正案》明文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它点中了我们的死穴，扼住了我们的咽喉。”“李广们”的不安应验了。近日，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法院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广州市一家调查公司负责人周建平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2008年11月，周建平于广州市昌岗中路成立了一家“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非法获取他人电话记录、银行账户信息等个人资料。2008年底，周向他人兜售了14份电话记录，牟利1.6万元。

“公开的秘密”

个人信息源自电讯商、银行等部门的线人

周建平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位于海珠区昌岗中路211号，注册资本1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商务信息咨询、社会法律咨询、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等。

“这些业务是幌子，它就是一家调查公司。近两年，叫‘调查公司’，就拿不到营业执照。市面上新开张的什么信息咨询公司、商务咨询公司。不管名头是什么，吃的都是调查这一行的饭。”一家调查公司的调查员洪军（化名）直言不讳。

洪军介绍，调查这一行的“主营业务”分个人客户与企业客户。个人客户的业务主要是婚姻调查与债务调查。以往，他们拿到“外遇老公”的通话记录，短短几天，就可确定此人与谁有染；拿到债务人的银行户头、房产等信息，此人“哭穷不还钱”的借口不攻自破。

洪军告诉记者，调查公司手头上这些公民个人信息的源头，就是那些“潜伏”于电讯商、银行内部的线人，这是调查业公开的秘密。李广也默认了这一说法。

几天前，天河北路中国市长大厦的一家调查公司的行政主管向暗访的记者报价，“3000元，我们就可提供一份省外客户的通话记录”。该主管还保证，“信息准确，是运营商内部的人给的”。

“已经不是可以随意兜售电话记录的年代了”，李广认为，一些调查公司铤而走险、无所顾忌的兜售公民的个人信息，会让调查业经营多年的线人资源一朝化为乌有。去年6月，广州以“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批捕了一家电讯公司番禺服务厅经理李某。此人曾以“用户个人资料每份30元、用户电话纪录每份100元”的低价向外兜售客户信息，获利几万元。

自己的线人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李经理”，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周建平”？调查公司的经理们忧心忡忡。

记者了解到，2005年“广州市社会调查业座谈会”上，就有调查公司经理提出，为保证潜伏于通信运营商内部的“线人”安全，今后电话清单不可以直接卖给客户。少数几家调查公司这么做了。

如今，李广的调查事务所依然提供“调查通话记录”的服务，但与几年前“明码标价”不同，现在的收费标准改为“面议”。事务所还声明“提供通话记录是为了调查传销、婚外恋等，不能涉及不正当目的。”

“地下的规矩”

最快的追账方式是“动武”

为牟利，一些调查公司沉沦为兜售公民个人信息的贩子，一些调查公司沉沦为追账公司。与“暴力”纠缠不清，是民间调查业的又一处死穴，“债务调查”是暴力的重灾区。

业内不成文的规定，债务调查的报酬一般是标的物的三到五成，调查公司追回100万的债款，至少提成30万。年关，到处都是收货款的企业、追贷款的银行，如此庞大的债务市场，调查业闻风而动。

“如今，几乎所有的调查公司都热衷追账”，李广手拿一张报纸的广告版，一脸苦笑。那一张广告版，15家调查公司纷纷用“债务专家”、“中小额欠款当日收回”等字眼招揽客户。

“中小额欠款当日收回？无论是跟踪取证，聘请律师，还是当街作秀，吸引媒体，都要绕弯路，一两天能追回欠款？这些号称‘中小额欠款一天收回、大额欠款三天收回’的公司，惯用的手法就是花钱雇社会人员，仗自己人多势众，向债务人施压。不怕他不就范！”

一位隐姓埋名的“资深追账人”告诉记者，广州市内少数已经做大的几家调查公司，怕踩到法律的红线，会让律师介入债务调查，以此向债务人施压。但很多起步没多久的小公司，一些没到工商部门登记的“地下公司”不怕越轨，动不动就凭借自己“人多势众”，胁迫债务人妥协。

记者暗访了几家调查公司，他们的手法印证了这名“深喉”的话。

天河路一家调查公司号称“文武双全”。公司经理介绍，“文的手法”是专为“企业债务人”，尤其是有知名度的“企业债务人”设计的。他举例，广州市一地铁站口，一家旅游公司当街叫卖一政府部门的白条，并赠送“安全套”，吸引了各路记者纷纷到场。这就是典型的“文的手法”，“企业、政府部门怕名誉受影响，一般都会就范。”

何为“武的手法”？这名经理称，“既然你手头的死账金额小，就没必要走弯路。我们公司的调查员会领一些人，蹲守在债务人的住所或单位，向他施压，必要的话‘动武’。”

体育西路一家调查公司也称，要追回区区几万元的欠款，调查员领一些人，上门与债务人谈判就可以了。“如果他好说话，愿意给钱，我们就温柔一些；如果他不给钱，我们就激烈一些！”

“一部分正义”

从调查“制假窝点”到调查“贪污官员”

婚恋调查面临拿不到电话记录等重要情报的窘境，债务调查深陷“暴力”泥沼。受形势所迫，少数老牌的调查公司正尝试改变。知名电脑公司、知名汽车配件公司、知名饮料公司……“李广们”正努力博取这些企业的信任，“为这些公司调查制假、售假窝点”成为调查业新的利润增长点。

李广介绍，如今，婚恋调查的利润不到费用的两成，债务调查利润高，风险也高。与个人业务比，企业客户委托的商业调查利润稳定。更为重要的是，“配合工商等部门取缔一些造假、售假窝点，能为调查业增色不少”。

“到岗顶蹲点，装作是江西顾客，告诉售假的‘马仔’，我们要批发商品。几经交涉，生意谈妥。我们再跟踪‘马仔’，顺藤摸瓜，寻到棠下小区的一个假货仓库。最后跟踪送货的面包车，确定制假窝点是郊区一家专门组装电子产品的作坊。”

简单几句话，李广讲完了一个商业调查的例子——不久前，李广手下的调查员受一家国际知名电脑公司中国区总代理的委托，配合工商等部门取缔了一家造假、售假的黑色产业链。

调查事务所会议室的公告牌上，李广手下几名调查员近期的“任务”一目了然，并不是所有的任务都以牟利为目的。记者看到，一项任务是调查某地官员的贪污。李广说，委托他们的是当地的居民，“他们能给的经费不多，但调查员还是出动了。”

为规避风险，不代理涉及刑事调查的任务，曾是李广的底线。之所以破例，李广说，“听完当地人的讲述，他动了恻隐之心。”李广强调，这些涉足刑事调查的任务，调查员会非常谨慎，“只举报线索，不与政府部门发生冲突”。

对话

禁令高悬，调查公司为何风生水起

李广，2004年创办了广州市九头鸟调查事务所，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会员，曾任湖北省鄂州市公安保卫干部学校校长，湖北黄石人民警察学校广州招办负责人。

记者：1993年公安部通知，禁止开办“私家侦探社”性质的民间调查公司。1995年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与国家经贸委联合发文，禁止开办追债公司。

为何国家明令禁止，调查业依然风生水起？调查公司为何如此热衷债务追偿？

李广：“公力救济”的局限给了“私力救济”生存空间。妻子怀疑丈夫不忠，想离婚却拿不出老公外遇的铁证；老百姓拿到胜诉的判决书，赔偿却无法兑现。为追账，旅游公司当街叫卖旅游局开的白条。这些就是调查公司的市场，与公力救济比，调查业提供的是有偿服务。我们趋利，所以更卖力。

调查公司热衷于债务追偿，也是趋利。业内，债务追偿的报酬一般是标的物的三到五成，我们追回100万的债款，至少提成30万。

国家明令禁止，不允许以公司名义追账。但《民法通则》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这给调查公司提供了周旋的余地，调查员个人与债主签订“债务调查”的合同，这是合法的。

记者：如何规范调查公司的经营行为？

李广：目前，规范经营行为，主要靠各家公司自律。2005年，为了改变无序竞争的状况，几家调查公司碰头，开了“首届广州市社会调查业座谈会”。作为从业者，我们也明白——只有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规范经营行为，维护行业的形象，调查业才不会刚起步，就走到了末路。

时至今日，国家不认可我们的身份，不会专门立法，规范我们。我们组织一个“地下行业协会”，但一个官方不认可的组织改变不了调查业良莠不齐的现状。

记者：今年5月，九头鸟成为广州第一家成功注册“私人侦探类”商标的调查公司，一些乐观的声音，认为允许注册商标意味“私家侦探解禁将至”。作为当事人，你怎么看？

李广：工商总局商标局之所以将“侦探公司”列入新的《商品和服务商标注册区分表》，是世界商标知识产权专业组织的要求。拿到商标，不等于解禁。但我相信，早晚一天，国家会开放调查业。官方力量虽然强，但囿于人力物力有限，不可能什么都管。婚变的家庭、企业的死账、充斥市场的伪劣产品，我们不应忽视这么大的市场。

我们也愿意看到，调查公司走向正规。调查业不仅可以作为公力救济的补充，还可以创造税收，解决一部分退伍老兵、大学毕业生的就业。

谣言引发“挤兑风波”

风波：仅用两天，分界镇两家银行957笔交易取走了449.4万现金

起因：6户长期拖欠‘社会抚养费’的家庭银行存款被冻结，演绎成“要冻结所有二胎家庭银行存款”,谣言如流感散播，从中透视计生工作唯一的制裁性手段却面临“执行难”的问题

陈龙锦、彭锦荣、陈莲芳……12月初，罗定市分界镇几户超生家庭先后收到了市人民法院开出的传票——因这些家庭长期拖欠“社会抚养费”，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超生罚款，当地计生部门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这些传票是合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41条、《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65条都规定：“当事人未在规定限期内足额缴纳应当缴纳的社会抚养费的，自欠缴之日起，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收滞纳金；仍不缴纳的，由作出征收决定的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分界镇计生部门的初衷是想秋后算账，向长期拖欠超生罚款的“钉子户”施压。

出乎他们预料，几日后，“法院冻结超生户银行存款”的消息引起了小镇居民的恐慌，造成了一起危及到乡镇金融安全的群体性挤兑事件。12月10日、11日两天，小镇唯一的两家银行——邮政储蓄所与信用合作社共被提取存款957笔，金额449.4万元。

风波

两天957笔交易取走449.4万元现金

分界镇镇长李鸿标、镇委副书记李建业没想到，短短一个“墟日”，“6户长期拖欠‘社会抚养费’的家庭收到市人民法院的传票，各自银行存款被冻结”的事实，经小镇居民口口相传，最后演绎成“镇政府要冻结所有二胎家庭银行存款”的流言。

用“钉子户”江锦洪的话说，虽然镇政府大院的外墙张贴了《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但“学习贯彻计划生育新条例”的红色大字吸引不了老百姓的注意。一年又一年，分界镇当地居民“养儿防老”的观念迟迟没改变，“九成的农民家庭都不止一个孩子”。

一个老百姓认定的“超生重灾区”，一句“镇政府要冻结所有二胎家庭银行存款”的谣言如同流感。

江锦洪的妻子温婉玲是三个孩子的妈，她卷起袖子，让记者看她手腕的淤青。12月10日，因温婉玲拿不出三万多元“社会抚养费”，罗定市人民法院三名法警给她戴上了手铐。

江锦洪家的杂货店就在分界镇邮政储蓄所一旁。小镇唯一两家银行——邮政储蓄所、信用合作社位于镇中心一条小巷两侧，巷子尽头是镇政府的“维稳办公室”，“办公室”百步外就是当地计划生育服务站。

12月10日，江锦洪人在顺德大良，出席一家电器公司乡镇经销商年会，妻子温婉玲一人看店。市人民法院三名法警上门收缴超生罚款，没收了杂货店两千多元现金后，还铐走了温婉玲。江锦洪说，当日，他岳父到计划生育服务站补缴了一万元“社会抚养费”，法警才放人。

江锦洪称，12月3日他收到了市人民法院的传票——因拖欠“社会抚养费”，当地计生部门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法警之所以上门收缴超生罚款，是因为法院冻结了江的银行账户，但江并没有存款。

12月10日，是分界镇的“墟日”。当地的风俗是，这一天，农民们都会上街赶集，小镇会成为一个热闹的农贸市场。“法院的人为何铐走了温婉玲”，赶集的人们议论纷纷——但随后四处流传的“答案”却与“法警铐人”这一幕无关，小镇居民并不在意“法警铐走温婉玲”的原因，人群开始传递另一个“重要信息”——“法院要冻结超生户的银行存款”。

 “江锦洪八万元的存款没了”，“一家媳妇为婆婆存的五千元治病钱一夜蒸发”，“法院提走了毛衣厂陈莲芳的四万多存款，那是工人们的工资”，“镇政府说了，2001年1月后超生的家庭，银行存款都要冻结”，“法院要冻结所有二胎家庭的存款”……这个“墟日”，农民们知道的越多，却越慌。

 “分界镇的农民，谁家不是两三个孩子？一听说要冻结所有二胎家庭的存款，哪个不怕？”一位卖甘蔗的阿婆说，家家户户超生，家家户户都要去取钱。

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江锦洪；今天是陈莲芳，明天就可能是我——老实但又短浅的农民们笃定，拿到自家的真金白银才安全，血汗钱不可以放进银行。

于是，邮政储蓄所与信用社成了“苦主”。门外人山人海，储户队伍长约百米，没人存钱。两家银行如临大敌。“10日当天的一分钟比往常的一刻钟还要漫长。”信用社旁家私店的老谢不是超生户，也成了取款大军的一员。他家距江锦洪的杂货店区区几百米，但流言传到老谢家，已经演绎成“镇政府可以随意冻结居民的银行存款”。这消息让一向沉稳的老谢也坐不住了。

12月11日，“群体性挤兑”持续。

记者了解到，至11日下午5时，两家银行共被提取存款957笔，金额449.5万元。

谣言

是谁掀起了“挤兑风波”？

镇委副书记李建业说，“超生户长期拖欠社会抚养费，计生部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不是今年分界镇的“计生新政”，这两年，一些超生户陆续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为何只有今年“谣言四起”，出现了“群体性挤兑”？当地政府认为，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向外散布谣言，说银行存款不安全，造成了居民恐慌。”

谁是“散布谣言的少数人”？是杂货店的江锦洪？还是毛衣厂的陈莲芳？抑或他人？

镇委副书记李建业介绍，毛衣厂的陈莲芳收到传票后，告诉工人，镇政府要冻结二胎家庭的银行存款，她自己就是例子。很多居民相信了她的话，老百姓并不知道，陈莲芳是“未婚妈妈”。

陈莲芳是“散布谣言的少数人”？

12日、13日，记者先后两次前往陈莲芳的毛衣厂找人，陈都不在。工人们称，不知道她的行踪。一名工人向记者证实，“法院划走了毛衣厂陈莲芳的四万多存款，那是工人们的工资”不是谣传。法院划走的具体金额是37500元，毛衣厂是陈莲芳名下的，这笔“私人存款”确实是工人们的工资。

江锦洪告诉记者，12月11日，陈莲芳确实出现在了邮政储蓄所门前。但她告诉大家的，是她哪一天收到了传票，多少存款被冻结，她的话与实际情况没什么出入。

12日，记者走访了20多家农户，了解农民们都听到了哪些传言，并一一求证。

“一家媳妇为婆婆存的五千元治病钱一夜蒸发”也不是谣传，说的是镇上居民张志杰一家的经历。张志杰去年九月份收到法院传票。他的妻子秦群英向记者出示了一份罗定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这份落款日期为“2008年9月24日”的裁定书称：

罗定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局授权罗定市分界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分征决字【2008】第20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法院先是冻结了秦群英在罗定市分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银行账户，划走了6900元钱后，账户解冻。

秦群英说，冻结前自己的存款是7000元。5000元是秦群英的母亲生病住院，医疗保险返还给她家的；余下2000元，是秦群英与姐姐孝敬母亲的。去年，秦群英没有向外声张。

 “江锦洪的八万元存款没了”、“镇政府说了，2001年1月后超生的家庭，存款都要被冻结”、“法院要冻结所有二胎家庭的存款”，这些说法则是谣传。江锦洪家一开始就没有银行存款。镇委副书记李建业介绍，超生家庭拖欠社会抚养费半年以上，他们才会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是目前唯一的标准。

但这些传言到底是不是陈莲芳说的，或者是她指使他人说的？无从求证。记者采访的农民，没有人能说清，他们听到的“消息”源自何人。

分界镇计生办一位姓张的工作人员认为，也许谣言不是出自哪一个人的口，陈莲芳当日一席话，关键的只言片语，例如“冻结账户”、“二胎家庭”等被群众牢记，后经很多人口口相传，“添油加醋”，演绎成“法院要冻结所有二胎家长银行账户”的谣言。张认为，因为不理解国家的计生政策，不理解国家的金融政策，基层群众才成为滋生谣言的土壤。

江锦洪说，“6户长期拖欠‘社会抚养费’的家庭收到市人民法院的传票，各自银行存款被冻结”，最后演绎成“镇政府要冻结所有二胎家庭银行存款”的流言，并不是10日一天完成的。12月7日，就有居民听说“法院要冻结拖欠超生罚款的家庭银行账户”，当天少数人就到银行取了钱。这些人没向外声张，但不信任银行的情绪已经开始潜滋暗长。

分界镇镇长李鸿标认为，除了谣言，10日恰巧是分界镇的“墟日”，也是造成“群体性挤兑”的一个原因。这一天不光是分界镇的农民，信宜市一些乡镇的居民也会到分界赶集，到银行取钱的人自然比往常要多。一些人听到“镇政府可以随意冻结居民银行存款”的传言，一看邮政储蓄所，确实有人排队取钱，还没有了解情况，这些人也人云亦云，走进了取款队伍，他们又将恐慌传染了其他人。

“超生罚款”

计生工作唯一的制裁性手段却面临“执行难”的问题

 “九成家庭都不止一个孩子”、“分界镇的农民，谁家不是两三个孩子”……12日、13日，前后两天，记者走访了20多家居民。江锦洪、秦群英、老谢、卖甘蔗的阿婆、制衣作坊的女工，他们都认定分界镇是“超生重灾区”。这个罗定市最僻远乡镇的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从三和村到石牌村，再到分界镇，沿途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一共20多处。当地计生办的工作人员说，宣传教育是他们工作的主要方式。但老百姓一谈到计划生育工作，联想到的就是“超生罚款”。当地计生办的工作人员也坦言，收缴社会抚养费，是他们做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

但是，收缴社会抚养费面临“执行难”的现实问题。

10日当天，计生办的人告诉江锦洪，以后他们再也不会上门。江锦洪已经补缴了社会抚养费，他的妻子温婉玲也于今年2月做了结扎手术。

但江锦洪仍然为“法院冻结自家账户”、“法警铐走自己妻子”耿耿于怀。“一些超生户，女人挺着大肚子上街，计生办的人也不去管。分界镇九成家庭都不止一个孩子，为什么只罚我们？”

“九成家庭都不止一个孩子”？分界镇计划生育工作组副组长、镇委副书记李建业认为江锦洪的说法很夸张。李建业说，前些年，当地确实存在超生问题，但这几年，年轻人的观念进步了很多。一些新婚夫妇生了第一胎，无论男女，都主动领取独生子女证。

百分之九，这是上级政府给分界镇定的红线，小镇的自然出生率必须控制在红线以下。

如何完成任务？李建业说，如今，计生工作也讲究“人性化服务”。前些年，“查孕查环，牵猪赶羊”的老路早就走不通。取而代之，“宣传避孕，宣传独生子女的奖励政策，宣传农民家庭纯二女的奖励政策”成为乡镇计生工作的新方向。

但问题是，计生办的人手有限。就算挨家挨户去做工作，也不能保证，能说服所有人。就算计生办的工作队说服了农民，缺乏避孕意识的夫妇仍然可能超生。“那些超生户的老婆没多久又大了肚子，为什么没人管？”一些居民认为，计生办现在以说教为主，不查孕不查环，只是为了放任老百姓超生，然后罚款。

 “收缴社会抚养费，不是我们的目的。但现在我们‘软’了，收缴社会抚养费是唯一具有惩罚性的手段”，分界镇计生办一位自称姓张的工作人员说，老百姓不是公务员、教师，社会抚养费是他们超生的唯一代价。但这唯一的“惩罚”也面临“执行难”的问题。当地一些农民一贫如洗，计生办考虑超生户的实际情况，允许贫困户分期缴纳社会抚养费。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农民哭穷，赖账，计生办也无计可施。

记者了解到，江锦洪第二个孩子出生，他主动上缴了社会抚养费。但第三个孩子出生后，因为看到一些超生户可以不交超生罚款，江锦洪也铁了心，做拖欠社会抚养费的“钉子户”。

没钱的超生户不缴纳社会抚养费，有钱的超生户跟风，开始拖欠。百般无奈，计生部门只好依照《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65条，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分界镇计生办证实，今年12月初，6户超生家庭因拖欠社会抚养费，收到了法院传票。因计生办称没有名单，记者走访了两日，落实了3户，毛衣厂的陈莲芳、杂货店的江锦洪，以及住在镇供电所旁的陈荣锦。陈莲芳是非婚生育，陈荣锦的儿子是非农户口，但生了两个孩子。

除此以外，记者还走访了去年收到传票的张志杰一家，随后又了解到一户超生家庭——镇上居民张玉成的女儿、女婿，前年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挤兑风波”平息了。分界镇镇政府也开始思考，“申请法院执行”确实有积极意义，能解决收缴社会抚养费“老大难”的问题。但当地老百姓会不会因此不再信任银行。

12月13日，信用合作社还贴着一纸通知，声明储户的存款是安全的。但一旁家私店的老谢就坚持，钱放在银行不如放在家里保险。（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江锦洪、温婉玲、张志杰、秦群英为化名）

广州，请给新疆男孩的故事一个美丽结局

5岁男孩身患地中海贫血症，昨晚手术

晚上6：00，又要给8号床男孩清洁口腔了。护士拿棉签蘸药水清洁完，男孩自己开始漱口。漱口水先要倒满一个漂亮的淡黄色的小杯。病房是隔音的，男孩拿手跟记者比划——漱口水要用完5杯。

男孩的妈妈告诉记者，化疗期间，为了防止口腔感染，这些清洁每天要重复4次。

男孩杨文今年5岁，去年9月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102团到广州，治疗地中海贫血。这类血液病很罕见，如果不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就不停输血维持生命。5岁的杨文，现在，血管内流淌着91位陌生人的鲜血。

这回是男孩第二次到广州。四年前的九月，广州一家医院通知男孩的妈妈文萍，如果不给患地中海贫血的孩子做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孩子最多活到10岁。但是，仅手术费一项就要30万。“30万是天文数字”，合适的配型供者就在眼前，但拿不出巨额手术费，文萍只能领孩子回新疆老家。

去年，澳门一家慈善会资助男孩杨文20万，给他治病。拿着这笔钱，文萍跟丈夫杨家泽领着孩子再次南下。今年8月11日，文萍终于等到了福建一名骨髓供者体检合格的消息。

昨晚，那位远在福建一所大学任课的年轻老师的造血干细胞已经空运到广州。男孩的手术顺利完成。文萍跟杨家泽非常高兴，但他们还有忧虑，“手术前后预计要花30万，我们实在筹不到最后的10万了。”

“我们最怕手术后半年的费用跟不上”

昨天下午5点，护士通知文萍，受到台风凯萨娜的影响，运送造血干细胞的CZ365次航班晚点了。“也有好消息，干细胞的采集顺利完成了”，文萍自己有些紧张，但她还要安慰孩子的姥姥。

文萍的脸色很憔悴。因为10月底的手术突然提前到9月28日，留给文萍筹款的日子陡然紧张。9月15日，丈夫杨家泽又进入隔离病房陪护孩子。每天，四处筹钱、跟福建骨髓库联系、给丈夫儿子送饭，所有这些，文萍一个人忙碌着，孤军奋战的身影有些单薄。

“孩子的爸爸也不容易。从9月15日到今天，那间隔离病房，他一待就是半个多月。白天唯一的活动就是照看孩子，晚上就睡在一张折叠床上。”

“今天手术成功了，我们再辛苦，也没有怨言。现在就是怕，手术成功了，孩子免疫系统恢复期间，费用跟不上。手术前后预计要花30万，但我们只有澳门慈善会资助的20万。”文萍说，今晚手术后，杨文还要留院观察几周，出院后，他们一家至少还要在广州待半年。

现在，他们一家住在南方医院旁的蟹山村，一间民房，每月租金500。文萍计划，孩子出院后，到云景花园租一套房子，“因为孩子免疫系统恢复期间，住的地方要求很高，要空气流通，室内温度要稳定，连空调都要经常清洗。”租云景花园的房子又是一笔让文萍头疼的费用。

“我们家离广州不远，坐火车只要四天”

因为持续的化疗，这几天，杨文有些消化不良。手术前的晚饭，杨文只想吃白粥。

杨文跟记者说，“哥哥，我们家离广州不远，坐火车只要四天。”杨文的老家远在1万多公里外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102团。今年5岁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从中国西北到了中国的南疆

文萍、杨家泽祖籍都是四川。上世纪60年代，他们的父辈响应国家号召，到新疆支边。

2001年，从小就相识的文萍、杨家泽喜结连理。婚后，夫妻二人去到北京，开始了北漂的生活。2004年4月16日，北京宣武医院，文萍跟杨家泽的儿子杨文出生了。孩子给已经北漂三年的小夫妻莫大的鼓舞——虽然租住的民宅非常简陋，虽然每月的收入只够一家三口的温饱，但文萍感觉到的是幸福。

但好景不长，不幸随后降临。

2005年3月3日，北京儿童医院确诊杨文患有β地中海贫血重型血液病，文萍随后就拿到了孩子的病危通知书。“大夫说，杨文最多活到5岁。”

确诊那天的情形，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那天，我妈一早就到了医院。从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她就坐在医院病房外的楼梯台阶上，连午饭都没吃。我以为是我妈的风湿又犯了。还是孩子的主治医生私下告诉我，说孩子姥姥等了一天，是在等外孙的化验单。大夫说，我妈求他瞒着我，怕我挺不住。”

地中海贫血，文萍说，那天是她第一次听说这么冷僻的医学名词。“大夫说，要给孩子输血，输去除白细胞的红细胞悬液。还要做去铁治疗。如果条件允许，要做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这才能就孩子的命。”

四年前，广州给了他们一次希望

“四年前的9月，广州给了我们一次希望”，2005年4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给杨文做了HLA分型，文萍开始给孩子寻找合适的骨髓供者。

“我们焦虑地等了5个多月，05年9月中华骨髓库通知我们，发现了一例配型供者。北京的大夫还说，因为地中海贫血南方多发，建议南下做骨髓移植手术。”

那是杨文一家三口第一次到广州，那也是杨文确诊后第一个希望。但广州一家医院医生给文萍交底，移植手术可以做，但他们可能拿不出那笔钱。医生告诉文萍，想救孩子，一定要做造血干细胞移植。“大夫说，定期输血、做去铁治疗，孩子最多也只能活到10岁。”但是如果做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仅手术费一项就要30万。

供者就在眼前，但是拿不出30万，就没办法救孩子。“当时，我们已经花了几万块钱，我们的积蓄、我们父母的积蓄都没了，我们卖了新疆老家的房子，连我的婚戒都卖了”，2005年11月，文萍跟杨家泽辞去了各自的工作，告别了北京，告别了广州，回到新疆。毕竟，“老家的治疗费用低一些。”

四年后，广州能不能给故事一个美丽结局

但这四年，文萍跟杨家泽从没停止努力。他们原计划，靠自己的努力，给孩子攒够30万的手术费。

杨家泽回到老家，借钱在乌鲁木齐鲤鱼山路开了一家汽车修理铺，无论寒暑，夫妻二人都辛苦工作。但是，7岁前的孩子最适合做手术，眼看杨文一天天长大，文萍一天天焦虑。为了救孩子，她只好求助社会。文萍自己也没想到，他们的经历会感动那么多人。通过媒体报道，很多人都知道了新疆男孩杨文的故事。新疆各地的群众纷纷献出他们的爱心。

2007年9月，澳门一家慈善会到新疆组织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慈善总会向他们介绍了“地贫孩子”杨文的情况，慈善会随后答应资助杨文一家20万。

拿到这20万，文萍跟杨家泽领孩子再次南下广州。

从去年3月到今年8月，从台湾骨髓库到中华骨髓库，今年8月11日，他们终于等到：中华骨髓库编号“0401092531”的供者体检合格。“供者今年27岁，是福建一所大学任课的老师，但他不愿透露姓名。”

昨天晚上，供者的造血干细胞空运至广州，杨文的移植手术顺利完成。

2005年的春天，北京一家医院的大夫给杨文下了病危通知，说孩子最多活到5岁。今年4月16日，杨文5岁了。那天，蟹山村的一间出租屋多了一个蛋糕，杨文跟爸爸妈妈一起吹熄了生日蜡烛。

“希望广州的好心市民可以帮帮我们”，这是文萍的心愿。

医院门口成死者灵堂，闹剧如何能让死者安息

事发白云区东仁医院，死者家属与医院最终和解

7月12日晚11点半，从广州市白云区东仁医院紧急送往南方医院的患者李文定，经抢救无效死亡。

昨日，弟弟的尸体还停在殡仪馆，弟弟的灵堂却已设到了东仁医院的门口，哥哥李明智要医院给弟弟的死一个说法。虽然一个月前，李明智与东仁医院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第七条声明“双方均不得以任何理由采取过激行为影响各方正常的生活或经营活动”。但昨日上午10点左右，死者家属还是叫了近百名街坊，大闹东仁医院。他们挂起横幅，摆上花圈，点燃香炉。死者的遗照放在医院门口台阶的正中央，装裱照片的玻璃已经碎了。

现场：医院门口近百人祭奠死者以示抗议

医院门口扯着大横幅，“东仁医院，一针打死人；无良医生，还我公道；无良医院草菅人命，如此残骸平民患者。”死者的遗照放在医院门口的正中央，纸扎的花圈、点燃的香炉摆在旁边。装裱遗照的玻璃碎了，照片上帅气的李文定面带微笑。地上到处都是纸钱，这些应该烧给死者的祭品如今扔在地上，医院门口来来往往的行人从上面踩过。走进医院，大厅两侧，对峙的警方与死者亲友都在休息，有人抽烟，有人吃着便当，有人在分发矿泉水。

目击者李先生称，死者亲友曾与医院保安发生了冲突，原因是保安要强行撤掉医院门口的横幅。记者找到了刚刚与保安争斗的几名年轻人，他们都是李文定生前的好友。小罗是他们中间的一位，7月12日当晚就是他与李文定的堂兄陪李文定到东仁医院看病。

小罗告诉记者，他们上午9点多赶到医院，要为好友的死讨个说法。他们没想要闹事，都等在医院外，让几名死者家属先上去交涉。10点多，家属出来说医院的态度不好。于是，这些亲戚朋友们决定，就在医院门口示威，让医院让步。

一名身穿黄色短袖的年轻人说，他们只是示威，为死者上香、献花圈，并没有其他过激的举动。但医院保安想强行撤掉门口的横幅，他们上去阻拦，双方起了冲突。

起因：两瓶点滴，21岁的生命陨落

李文定今年刚刚21岁，广东韶关人，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学校汽修专业毕业，现在在广园路一家公司当业务员。

7月12日晚上，李文定肚子疼。晚上10点多，小罗与堂兄陪他到东仁医院看病。急诊室的医生说是肠胃炎，要他吊点滴。10点半前后，第二瓶点滴吊到一半，李文定的情况突然恶化。脸色铁青，两脚麻痹，他跟朋友说，“好辛苦，好辛苦，呼吸不了”。当晚陪李文定吊瓶的小罗说，医生闻讯赶到，李文定被送去抢救。“抢救了10分钟到20分钟吧，医生要求转院。”30分钟后，李文定被送到南方医院。“到南方医院抢救了3分钟，医生告诉我们，病人已经停止呼吸。”

小罗回忆，李文定生前身体很好。6月份，李文定报考的士资格证参加了一次体检，顺利通过。李文定原计划辞了业务员的工作，去做一名的哥。一家的士公司愿意与他签约，8月份，李文定就可以上岗了。

纠纷：一份让家属不满的尸检报告

7月14日，李文定的哥哥李明智、姐夫冷文龙与东仁医院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双方同意：为死者进行司法鉴定，以确认死因。拿到尸检报告后，双方依法定程序解决纠纷。东仁医院还许诺，从人道主义出发，尸检期间为5名死者家属提供食宿，费用由院方支付。这份协议书特别声明，“双方均不得以任何理由采取过激行为影响各方正常的生活或经营活动。”

8月10日，双方终于等到了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但拿到这份尸检报告后，双方并没有走上最初约定的法定程度。昨日李明智一家大闹东仁医院，让一开始还愿意坐到谈判桌前的双方一时间势同水火。

分歧一：李文定的死是否因东仁医院的过失？

家属声音：医生医术不精是导致李文定死亡的主要原因。死者家属不理解，好端端的一个人送进医院，两瓶点滴后怎么就病危了。死者的好友小罗称，7月12日当晚给李文定看病的医生只有《乡村保健医生证书》，没有正式的《医师执业证书》。他们认为，如果是合格的医生，李文定不会死。

院方回应：尸检报告证实，李文定的死与医院的治疗无关。院方出示了《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这份尸检报告的结论是，“李文定在患有嗜铬细胞瘤的基础上，因脑干脑炎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这份报告还提到，“不支持死者生前发生药物过敏反应”。

院方代表邓广宏补充说，无论家属有什么异议，都可以上报卫生局，由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裁定院方有没有责任。记者了解到，国务院制定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规定：如果持《乡村保健医生证书》的医生，其诊疗活动不存在违法乡村医生规范的医疗过失情形，该医生不对患者的死亡承担责任。

分歧二：处理纠纷要不要走法定程序？

7月14日，李明智与院方签订的协议书第五条声明“尸检鉴定结果出来后，甲乙双方均同意按法定程序解决纠纷”。但现在，李文定一家反悔了。

院方声音：院方代表邓广宏称，拿到尸检报告后，医院于周五通知死者家属到医院协商，计划于17日到卫生局申请仲裁。但死者家属以没拿到尸检报告为由拒绝了院方的要求。邓广宏说，昨日（16日）上午九点多，死者家属一行8人赶到东仁医院要求赔偿，并称有关部门都会袒护东仁医院，他们要求医院赔偿20万私了。医院不同意，大概10分钟后，李文定一家就领着近百人聚集到医院门口。

家属回应：一名李文定的朋友说，死者家属不愿意走法定程序，可能是因为那份尸检报告。一方面，尸检报告称死者死于“嗜铬细胞瘤”，这么罕见的病症让死者怀疑报告的可信度；另一方面，尸检报告的结论于家属不利，让家属怀疑有关部门故意在袒护医院。

死者的父亲说，他们家是农村的，不懂得那么多程序，他们感觉，医院一手通天。现在，人已经死了，他们只想得到相应的赔偿，也给儿子一个交代。

下午两点，死者亲友与近百名街坊仍然守在医院门口，警察与他们对峙着，但现场的气氛并不紧张，双方都有些疲意。东仁医院的其他诊疗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与往日不同的，是医院门口醒目的横幅，还有大厅满地祭奠死者的纸钱，但李文定并不死在这里。

昨日上午的闹剧惊动了警方、卫生局、街道。多方调解下，昨日下午，死者家属与院方最终都做出了妥协：出于人道主义，院方提供一笔补偿，死者家属表示不再与医院为难。

17日，大三学生庄小歆溺亡小区泳池

两名救生员“巡视”，都没看到小庄溺水？家属不信！

800平方米多大，一道小学的算术题考倒了中海康城的物业。长40米、宽20米的长方形面积就是800平方米，两名“专业救生员”看管不了“800平方米的泳池”?

17日，广州大学物理系大三男生小庄溺亡于中海康城小区泳池。小区物业称，当天下午，两名救生员在场，他们正在“800平方米的泳池边巡视”。庄小歆的亲友无法原谅：既然两名救生员在场，为什么小庄溺水后足足八分钟，救生员都没出现？

他是家中的独子，明年大四，他还想考研

庄小歆的母亲怀抱着儿子的遗照站在小区门前，泪流满面。她的身后是庄小歆的同学们，昨天上午，他们从广州大学赶到中海康城小区。烈日下，这些年轻人举着横幅、拿着标语、喊着口号，向街坊们分发传单。他们要求小区向社会公开当天泳池的监控录像。他们要一个答案：小庄溺水后，“两名巡视的救生员”到底在哪。

庄小歆是潮汕人，今年22岁，广州大学物理系大三的学生。今年暑假，庄小歆决定不回家，待在学校复习功课，他想考研。上周五，小庄到中海康城小区的叔叔家看望爷爷奶奶，叔叔婶婶留他多住几天。周一（17日）下午三点，小庄去小区泳池游泳，不幸溺水身亡。

庄小歆的婶婶说，小庄想去德国读书，亲友们都很支持他。他父母都已经50多岁了，小庄是他们的独子。三口之家并不富裕，但学有所成的小庄给了这个家希望。

足足8分钟，两名“巡视”的救生员才看到小庄溺水？

中海康城物业主管说，小区的泳池证件齐全，聘用的是专业的救生员。泳池开放的话，三名救生员都会到场。小庄溺亡的当天下午，“一名救生员正在泳池外围工作，两名救生员在泳池边巡视，看到小庄溺水后，他们进行了专业的急救。”

“他们没有巡视，那天下午天太热，他们去树荫下纳凉了”，当天听到有人溺水，赶到泳池的住户说，“我看到他们赶到以后，捞起小庄放到岸边，让小庄仰面平躺着，一边用手压他的胸部，一边做人工呼吸。”随后120赶到，医生竭尽全力抢救，但小庄没能醒来。

小区泳池当天的监控录像纪录了庄小歆生命最后的30分钟。“游了十几分钟，他突然开始挣扎，就3分多钟小庄就没法动了。失去知觉的他浮浮沉沉了足足8分钟，救生员都没有出现！”小庄的叔叔看完录像，无法相信物业说的，“泳池边，两名救生员正在巡视”。

泳池还会开放，但泳池还能不能让人放心？

庄小歆溺亡的泳池很小，一边是浅水区，一边是深水区。深水区长约40米，宽约5米。深水区岸边就是一个高凳，那是救生员的岗位。小庄溺亡后，泳池不再开放。亲友们在深水区岸边点燃了香炉，放了一篮水果、纸钱。

小区的物业主管说，出于卫生的考虑，这几天泳池不再开放。不久后，泳池还会照常营业。但一名小区的住户告诉记者，他们一家人都不会再去这个泳池了。“这么小的泳池都会淹死人，以后谁还敢去？”

17日当晚，听到孙子的死讯后，“白发人送黑发人”让庄小歆的奶奶非常伤心，几度哭死过去。出院后的老人写了一封信要给媒体看，“泳池本是孩子最喜欢的地方，孩子都想到那去玩，却没想到那里却成了他的葬身之地。那里有救生员、保卫员。孩子落水时，这些人为什么无动于衷，为什么见死不救？”

（1）中国媒体的胎记

    这里的日常生活与别处的并没有太多出入。律师、出租车司机、屠夫，地铁站、夜总会、菜市场……如今任何一座中国城市都能让人想到清明上河图，鱼龙混杂，但是很繁华。这个国家的城市正在复兴。

    每天的车水马龙并没有让所有人都体会到幸福。伴随城市新的规划建设，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改制……因住房、就业、社保等问题没法解决，伤感与怨愤开始在城市的弱者心中淤积。

    11月初，重庆市数千名出租车司机联合罢工，广东、海南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的抗议。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许诺会提高的士的收入。武汉市计划让当地出租车的起步价从3元提高到8元。

    与我们以往的经验不同，各地政府允许新闻媒体介入此次公共危机。 几年前的SARS，今年的四川地震、三鹿奶粉……无论是失败的教训，还是成功的经验，都让中国政府明白，应该采用新的方法管理媒体。

    “中共处于永久性危机管理状态”，北京中国研究中心主任Russell Leigh Moses认为，“中共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危机，但他们却从中深受鼓舞。中共意识到他们能够应付公共危机的挑战。”重庆当地的电视台现场直播了市委书记薄熙来处理的士问题的政府会议，全国的的士司机都可以通过卫星电视看到政府的诚意。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让一些媒体从业者愿意相信他们今后的工作会有更多的“政策空间”。 

    其实，不应该过于乐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他们的觉悟仅仅是中国庞大官僚体制的个案。灾区群众、的士司机也只是数以万计的弱者中幸运的一部分人。

    12月10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大门口，一些退伍老兵以静坐的方式表达他们多年的委屈——生活贫困，各级政府也忽视了他们的福利。他们沉默了很多年。静坐的现场没有路人围观，也没有记者。与出租车司机、环卫工人不同，这些老人没有任何要挟政府的资本，没有吸引市民眼球的卖点。

    每年，全国会发生众多群众集体上访事件。多数群众上访，都和这些老人的静坐一样徒劳。下岗工人、失地农民、退伍老兵……这些人即使抱团在一起，也不足以动摇政府既定的政策决议。没有政府的许可，媒体不会介入这些群体上访。于是，当武汉出租车起步价提高到8元的提案成为江城的热点话题时，退伍老兵的际遇只能让路过的人唏嘘。 

    我们报道新闻的自由依然是政府许可了的“自由”。

    很多新闻专业的大学生都念念不忘南周的“泪流满面”。

    城南的一个笨孩子要撒尿，却没有大人的许可，他站在空荡荡的厕所里茫然无措，硬是憋出了眼泪。

    中国媒体的悲剧不是有没有自由的问题，而是大多数媒体从业者都已经有了觉悟：“既然世界上从没有绝对的自由，那么追求自由就是执妄的、不合时宜的。”

    报道，还是不报道，看似一个哈姆雷特式的两难选择，却从来不是中国媒体的问题。因为，最后的决定通常都与媒体无关。08年中国政府一再秀出的姿态，所包含的意义不过是：以往，政府替媒体选择了缄默；如今，政府替媒体选择了号叫。 

    一部《公开条例》公布，然后鸡犬升天——中国的新闻自由从此赶超西方，中国的媒体从此成为第四权力，这是类似于清政府“百日维新”的笑话。从国民党时期的报刊开始，中国的报纸就烙上了极权主义报刊的标志。作为专政的耳目喉舌，这是中国媒体的胎记。 

（2）响亮的耳光

    一些买不起路易斯·威登的年轻人正积极抱团抵制路易斯·威登，以此抗议萨科奇的无聊行为。山寨版爱国主义与山寨版民族主义蔚然成风，几乎成了愤青之间联络的暗语。

    我不抵制法国的产品。我生活中唯一的法货就剩下法国的电影。

    我喜欢城市题材的电影，特别是巴黎。我不会为了爱国主义的形式，去改变审美的习惯。我最欣赏一部关于巴黎的电影《37.2》，电影高潮：

    超速驾驶的佐格，向法国警察解释：他如此激动是因为，他方才知道自己就要成为父亲。初为人父的人之常情让警察抛却了身份的意义，他不再是国家暴力体系的一员。他告诉佐格，父亲是男人最后一次伟大的冒险；他唱歌，分享着佐格的喜悦。 

    这一幕足以表现法国的浪漫。这一幕足以让人幻想国家与公民之间存在有温柔；这一幕足以让听到“法庭判处杨佳死刑”的人们唏嘘感慨。

    这一幕足以给中国的媒体两记响亮的耳光：

    一记耳光是因为，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为了眼球效应忘记了良知，报道“杨佳案”的过程进行了提前审判，以至于在法庭宣判之前，还是犯罪嫌疑人的杨佳，其实已经失去了任何逃出生天的可能。

    佐格无疑是幸运的，他遇到的警察是一个充满情趣的人；而杨佳是不幸的，他遇到的警察已经异化成为国家制定的一个冷冰冰的规矩。 

    另一记耳光是因为，作为国家声音的媒体，为了迎合（或者是挑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报道中法关系的过程，缺少基本的理性思考。

    中国媒体的报道中，会见达赖喇嘛的萨科奇被描述成一个跳梁小丑，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但事实上，同情达赖并不单单是萨科奇的个人意志。法国当地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七成以上的法国人赞成萨科奇会见达赖。

    如今，中法关系的冰凉不是胡锦涛与萨科奇的博弈，不是中国政府与法国政府的分歧，而是中国民意与法国民意的对立。 

    中国媒体认为法国人谈论西藏问题干涉了中国的内政。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媒体都认为萨科奇所说的理由——法国的价值观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借口。但现在看，以价值观为理由也许不是萨科奇敷衍中国的口水话，而是事实。七成的赞成票足以说明法国主流民意在西藏问题上的导向，大多数法国人做出了价值判断，他们选择同情达赖。

    中国媒体一再攻讦萨科奇，都已经没有余力去追问：为什么法国民众如此笃定达赖所说的话才是实情？为什么同情达赖的会是法国？为什么中法文化年期间两国的暧昧如今演变成剑拔弩张与不可收拾？ 

    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不是敷衍所有问题的万金油。更何况，如果妖魔化中国已经是既成事实，就算中国媒体集体以一种祥林嫂式的怨妇表情示人，不停哭诉自己的委屈——狼也不会吐出祥林嫂的儿子；就算狼吐出了祥林嫂的儿子，也只是一具小小的死尸。

    如果法国的民意已经站在了中国人的对岸。我们的媒体声泪俱下的控诉，我们的爱国青年群情激奋抵制法国的产品，争取让金融危机下的法国经济雪上加霜，法国人就会明白他们误会了中国，就会跪求我们的原谅？

    爱国是高尚的，但以爱国的名义，动不动威胁要抵制国外的产品的行为，如一些学者所言，是一记结结实实的七伤拳。试问：如果法国人，甚至整个西方社会报复性地抵制中国制造，对于内部需求远远不够的中国经济会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 

    中国是大国，中国的主流媒体不要总是像个小媳妇一样哀怨。跟郭敬明一个路子的忧伤怎么看都不够成熟与大气，只会挑拨愤青们的民族主义情绪，鼓励他们更出格、更无赖，更不知好歹不分青红皂白。放下民族主义的论调，给那些热血沸腾的青年浇一瓢理性的冷水；洗干净余下的冷战思维，不要一棒子打死所有关心中国民主与人权的外国人。主编们半夜洗洗了先别睡，想想为什么我们翻出了50多年前的旧账，历数达赖的罄竹难书的罪名，西方媒体以及民众依然愿意相信一个流亡的老人？ 

（3）结语，看清我们的母体

    全球化让中国的传媒看到了无数的神话，媒体航母的神话、意见领袖的神话、公民社会的神话……中国的传媒也意识到中西之间依然存在的巴别塔，我们没有办法与西方的权威媒体平等对话。“消息来自当地的一家党管媒体”，这是西方引述中国媒体报道内容时，经常使用的表达——言语间充满了成见与不信任。这些激将，让中国传媒业有了改革的冲动。 

    但是，中国传媒存在于一个变形的生态之中，中国的政治体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母体。浓稠的羊水、稀薄的氧气以及缠绕的脐带。中国传媒的任何一次变革都会引起母体的抽搐。去意识形态化、独立于任何政党，这些专业主义的表达在中国的语境中不现实。

我记住了电影《单车环岛日记，练习曲》的那句话，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我希望我可以成为《看电影》的一员。 

毕业前的学院兵荒马乱，所有的一切始于我们过去梦想的全球化。美国的“次级贷”危机席卷了地球，我们毕业后的生活似乎还没开始就注定是末路穷途。这几个月，毕业生奔命于各大企业的招聘会。城市车水马龙，太阳照常升起，我们的生活却无可期待也无所祷告。 

我在武汉大学待了3年，在广州的报社待了半年。我是路人甲，为了生活的压力，也忘了生活的尊严。这些天，我居然很羡慕武汉的公车司机，一份工作然后朝九晚五。我随大流去了一些招聘。一次次非常违心、非常无奈，用粉饰太平的方式粉饰我自己。我问我自己：那些看上去很美的高薪工作就是我的理想？成为一个大脑格式化的西装男是我要的生活？ 

几年前，一个理科生以超出复旦大学录取线20分的高考成绩毕业，却近乎疯狂的选择了武汉大学新闻系。因为我喜欢写作，文字让我感觉到我是一个存在；我喜欢媒体行业，混合了私人体验与大众意识的载体让我兴奋；我喜欢电影，喜欢电影人物呼吸的不同频率，喜欢一种久违的感同身受。我应该有所觉悟：我不想让理想成为扯淡的空谈，我不想堕落于沉默的螺旋之中失去自我，我不想被流行的媚俗所同化，我想通过电影的锋利与迟钝、浪漫或者市侩去实现我的意义。 

我希望我可以成为《看电影》的一员，我大学几年的积淀都是为此。泰戈尔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星星之间的轨迹，而是纵然轨迹交汇，却在转瞬间无处寻觅。”我寄出我的简历，至少证明我这几年的所爱不是没有意义。 

大学的几任女友和我分手都是因为我无可救药的宅。3年多光阴，我宅在宿舍看了近600多部电影，这是我大学生活最伟大的爱好，也是制造我所有虚伪的孤独，所有傲慢的愤怒，所有滑稽的忧伤，所有可悲的焦虑的凶手。可是因此，我热爱电影，我喜欢一个情人给予我的疼痛。这几年，电影迫使我成了精神上的受虐狂，我时常连续呆坐10个小时，只为重温《魔戒三部曲》；也强迫自己坚持看完没有字幕的方言版的《赖小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电影，我的电影是我的记忆，我的牧师，我的情人以及我的生活。 

“电影是我们的意识，是意识组织物质形成的乌托邦；电影是我们的情感，是情感结合寓言演绎的悲欢离合；电影是我们的理想，是理想完成后的大哭，是理想落空时的大笑；电影是我们私人的宗教，是光影流转的忽明忽暗之间，混合了祈祷与诅咒的仪式；电影是我们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是我们如影随形的成年经验；电影是我们的生活，只是这生活满是忧伤却流不出眼泪，只是这生活之中，恋人们的吻别，歌手墨绿的刺青，以及城市的钢铁森林都是人为的一个文本，幕后的是导演的人文情怀与制品人商业精神的合谋或者拉锯。” 

感谢这3年多500多部电影，以及我床头书柜上几十本《看电影》，这些占用了我大部分休闲的同时，也让我理解了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福柯的话语权力，以及麦克卢汉的 “媒介是人的延伸”等等理论的意义。我希望我余下的生活都在为电影立传，为电影言情，让电影塑造我的人格，燃烧我的热情。

    破坏武汉大学的人文环境是否可以作为反对建桥的唯一理由？

   “破坏人文环境”。又谈人文？我只想说去你妈的人文——谈人文就没意义了，多少人明白人文这概念的真正内涵。“武汉大学的人文环境”，就武汉大学有人文内涵？武汉大学的历史可追溯至张之洞的自强学堂，那又如何；是先有这所学校，还是先有这座城市？这座见证了武昌起义的炮火，见证了武汉保卫战硝烟的城市就没有人文内涵？ 

    建不建桥的问题，不要到了最后沦为——武汉大学师生死命捍卫的“人文环境”与武汉市民日常出行的便利之间的博弈——真正的问题是，这座桥建了有没有意义？这座桥建了以后，会给多少市民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人文环境，这概念听起来就怀疑很虚无。也许人文环境包括武大周边的天然环境，很多学生不愿意建桥，因为他们认为每天早上起床，站在“樱顶”看到一座钢筋混凝土的庞大建筑是非常可怕的——任何理由都是合理的，但是学生不想站在樱花中看到大桥是否有资格成为决定是否建桥的关键理由呢？ 

    还有坊间流传，建一座高架桥会破坏武汉大学的风水。不知道从何时起，风水也成了大学生嘴上的人文环境？一座高校的兴衰估计不是由几个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决定的，大学之大不是成于大楼之大，大桥之大；但大学之大，也绝不会单单败于大楼之大，大桥之大。如果门口建一座桥，武汉大学的师生就没有了复兴武大的出路；如果门口建一座楼，武汉大学的师生就看不到明天照常升起的太阳，就忘了如何仰望天空思考人生——这绝不是一座桥，或者一座楼的问题。 

    该不该建桥，我想，我们应该去问问每天堵在路上的武汉市民，问问每天跑在路上的出租车司机，问问每天在高架桥工地施工的师傅们——也许大多数武汉市民认为这座高架桥是必要的，可以提供很多便利；也许出租车司机很欢迎这座高架桥，这座桥兴许可以让他们每天多赚些油钱；也许工程师、民工兄弟们可以向我们保证，这座桥会建的结识，会修一些用于隔音、隔尘、方便行人通过的设施，将高架桥的负面效应降到大家可以接受的地步。如果武汉市绝大多数的市民都认同兴建这座桥，学生因为不想看到一座钢筋混凝土建筑就要拆除一座在建工程，类似的想法是不是过于矫情？ 

    张在元院长说，“武汉所拥有的公司、工厂、哗众取宠的小区，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是昙花一现。只有武汉大学在大浪淘沙的历史激流中，成为见证人类文化的中流砥柱。”我坚决反对武大学生持有类似的心态——这是如此典型的精英心理。试想武汉市民看到这句话的感受？很多同学是土生土长的武汉市民，试问你们，某一天为了见证人类文化的中流砥柱的武汉大学，要推倒你们家住了十几年但注定要消失于历史激流的住宅楼，你就没有怨言？何况，武汉所拥有的公司、工厂、“哗众取宠”的小区，在历史的长河中也许只是一现的昙花，但绝非张在元院长所说的那么无关紧要——武钢见证了什么？汉正街见证了什么？ 

    我不是赞成建桥，我只是反对一种倾向——不要过分强调如何让去保护武汉大学。这会显得我们傲慢并且小气，持有对武汉这座城市的偏见，持有对武汉市民的不敬。武汉大学以及周边看上去美得不食人间烟火才是最重要的吗？“百年武大风貌犹存”真的比百万市民出行便利还要重要吗？别这么想，也别这么说，否则即使我们保护的不仅仅是武汉大学的环境，也保护了武昌的环境，保护了武汉市民们安宁的生活，他们依然会反感我们。 

    武大学生应该学会询问市民的意见，高架桥附近居民的声音也许是我们最强有力的声援。之前我说，我们要听取市民的意见，听绝大多数的市民是不是都赞成建高架桥解决交通问题，这不是说，只要大多数武汉市民同意了，这座桥就是合理的。为了大多数市民出行的便利就牺牲高架桥附近常住居民的生活质量，也是我们要反对的多数派的暴力。如果附近常住居民认为建桥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忍受不了伴随高架桥而来的噪音、废气、灰尘，虽然他们是少数人，但这座桥是不应该建的。 

    归根到底，建不建桥是涉及高架桥附近常住居民日常起居的问题，武汉大学的师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常住居民，我们反对的意见不足以代表其他人——想反对这座桥，武汉大学的几万学生走上街头也许是有效的，但这也许并不是正确的事情。 

    武大学生应该做什么？也许去深度采访高架桥周边的居民，向他们普及高架桥起到的正面作用以及带来的负面效应，然后询问他们的意见；去广泛调查武汉市民，了解市民是否迫切需要这座高架桥来缓解交通的压力；去采访城市设计的专家，询问高架桥是不是解决交通的唯一途径，是否有替代方案。等等这些工作都是有意义的，最后争取提交一份调研报告——也许报告不是最标准的环评数据，但是，这份报告代表了绝大多数的民意与权威专家的意见与建议，这份报告的出发点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武汉大学，也为了改善市民的日常生活质量……这份报告的文本也许乏味，没有几万人走上街头那么热情、那么浪漫、那么过瘾，但也许是最能体现武汉大学人文气质的方式了。 

    一句玩笑——武汉大学，在反对建桥的斗争中，最好不要一个人去战斗。武汉大学学生所能扮演的最好的角色也许应该是武汉市民的代言人，要记住一个伟大的经验：争取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始终是我们取得胜利的途径。

      执业药师执照、轮机师执照、网吧经营执照……这些代表特殊技能或者特许经营的证件如今成了私下交易的紧俏商品，有无数人叫卖，也有无数人追逐。

执业药师执照可以出租？

15日，记者在百度“药师吧”上看到一则“广东中药师证寻挂职”的广告：“本人有中药师证，7年药店及医药公司工作经验，熟悉GSP各项流程，可在广东省范围内进行药师挂职，及新老药店验收挂职。联系020-39****27。”

近日，这些频频现身于“药师吧”和各大药师论坛的广告引起了记者关注。投放广告的都是一些已经拥有执业药师资格证的人，他们想出租自己的资格证书给药房，以赚取租金。

记者以药店的名义联系了其中一名西药药师。这名药师留言说，想把自己的资格证出租给有意在广州市区开药店的人。他不久前刚刚获得了执业药师资格，证书上还没有注册单位。一张没有注册任何药店的证书现在奇货可居，他给记者的开价是租金每月400元。这个报价是广州一名全职药师月薪的1/8。

一番讨价还价，全年租金也只能便宜300元，这名药师告诉记者，行情如此：出租药师资格证书意味着还要提供其他方面的服务：每年药监部门例行的GSP认证（药品质量管理认证），他要做；平时如果有药监部门检查驻店药师，他也责无旁贷，要独挡一面。何况，他的一纸证书以前没有注册药店，如果记者租用，他可以去药监部门注册，成为新药店专属的驻店药师。以后即使他从没上岗，药监部门从手续上也看不出蛛丝马迹。“你不要嫌贵，还有很多人等着要。今天下午就有2、3个电话问，只是他们在佛山，我不想跑太远。” 

挂证，执业药师的无奈之举？

“执业药师群”管理员阿冬告诉记者：这个行业拿药师资格证出租的人很多。

“准确的说，这不是一种租赁，因为出租药师证之后，我们还会提供必要的服务。”在业内，药师们称出租资格证的做法叫做“挂证”。“挂证”更接近于兼职：这些药师平时不去药店，拿到佣金以后，每年为药店提供GSP认证等服务，当然也包括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

驻店执业药师小胡觉得他们正在沦为站柜台的推销员。拿着与普通店员相差无几的佣金，他们感到不满。一名药师在药师内部论坛上诉苦：“在岗的执业药师们，谁没有酸楚涌动？每年GSP认证的时候，为了应付国家药监局、省药监局、市药监局的检查我们加班加点，却被要求——多干活少讲待遇。”

记者了解到，执业药师每年还要参加药师注册中心的继续教育，开销大概是240元；不进行继续教育的话，执照就会被注销。“并不是所有的用人单位都愿意报销这笔费用”。

“待遇不高，每年还要花钱养活执照。”药师论坛内部发起了关于药师出路的讨论，绝大多数人都投了“挂证”一票。阿冬告诉记者：冒着被注销资格的风险出租执照，药师们也是迫不得已。当年辛苦考上这个执照，谁不想学有所用？但如今执业药师的处境每况愈下，药师们权衡再三，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稀缺的执业药师原来不值钱

近日，记者从广东省执业药师注册中心了解到：目前广州省注册的执业药师8千多人，对比全省几万家医药零售店，人才严重短缺。

零售终端药师稀缺，出租药师执照的广告却满天飞。一个经营药店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很多零售药店老板嫌执业药师月薪3000元太高，他们觉得执业药师平时派不上用场，GSP认证时撑撑门面而已；与其聘请药师，不如低价倒手一个证件。执业药师们却认为月薪3000没和普通店员的待遇拉开距离——执业药师是专业人才，理应得到更高回报。执业药师资格到底是什么价？恐怕每个人心理都有自己的算盘。

业内人士分析：近年广东药师“挂证之风”盛行可能与06年医药零售行业的新政有关。2006年，《广东省开办药品零售企业验收实施标准（2006年修订）》开始执行，新标准规定：医药零售企业质量管理机构负责人或质量管理人员应具有执业药师执业资格或药师以上技术职称。而在之前的规定里：药店负责人只需具有中专以上药学或相关专业的学历，并有一年以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工作经验。

看上去，医药零售业的新政似乎给了执业药师很好的上位机会，他们会成为各零售药店的中流砥柱。但现实状况却大相径庭：如今，这些执业药师成了药店眼中的鸡肋。一方面开办新药房需要执业药师；另一方面为了节约开销，药店又不愿高薪聘请他们。 

没有药师，药店照常卖药，市民照常买药

执业药师嫌待遇低不愿意做全职，药店老板招聘不到药师怎么办？近日，记者以要接手旧药房的名义联系了一些药店个体老板。接触中，记者发现：找个挂名的药师充数已经成了不少个体药店惯用的招数。

白云区广花路一家药店答应记者：如果愿意接手，没有药师不要紧，他们现成的药师执照可以连同其他证件一起转让。番禺市桥镇的王老板也很坦然，“药店的药师是医生挂名的，我一年付他一次佣金。”王老板长期从事医药零售，浸淫此道。他指点记者：不用担心挂名药师被发现，“平日如果有什么检查，会提前通知我们。”

记者走访发现，广州市大型医药连锁店都聘有注册的执业药师，不过大部分药店却没有人为市民提供药品信息咨询。在东兴南路一家大药房，记者向营业员询问有没有治疗结核病的药。她们向记者推荐利富平，却没有营业员提醒记者，治疗结核病，单独使用利福平会产生很大的副作用；也没有营业员警告记者：利福平必须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不少市民并不知道每个药店至少要配备一名执业药师，去药店买药也就随口问问身边的营业员，大多数人没想过要咨询药师。从事贸易的陈小姐告诉记者，她去药店买的大多是常用药，不太在意药店有没有药剂师。就算没有药师，她也不觉得奇怪。 

空白药师证出租，手续上瞒天过海？      

大多市民并不知道，根据《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试行）和现行的《处方药与非处方药流通管理暂行规定》的规定：“销售处方药和甲类非处方药的零售药店必须配备驻店执业药师或药师以上药学技术人员。”广东省2006年的新规定中，珠三角地区药店营业场所面积在200平方米（含）以上的，质量负责人应具有执业药师资格；企业营业场所面积每超出开办标准150平方米，需增加一名具有执业药师资格或药师（含）以上技术职称的药学技术人员；有中药材或中药饮片经营范围的，则还需配备一名中药师（含）以上技术职称或执业中药师资格的人员。

    为了达标，不想聘用全职药师的药店想到了租赁执照。不愿驻店的药师，也愿意出租闲置的证件。这次，买方卖方一拍即合。药监部门也了解到这些情况，但是稽查的难度很大。

    但是，刘主任也解释说，对于那些刚刚获得资格证新药师就参与“挂证”的情况，药监部门目前还很难追查。新药师的药师资格证上是空白的，可以将“挂证”单位注册为自己的工作单位，即使他们从不上岗。这些手法在手续上没有任何马脚。

   我们经历了党派意志长达十年的洗脑，我们的历史感是只有党性，没有人性的。

    光明老师以凛冽的句子袭击我们旧式的历史感，我们感觉到了醒悟之后的释放感，但是我们的代价是：我们认定我们之前十年所有历史老师都很可疑，他们似乎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他们似乎是抽空了灵魂与智能的，他们似乎是与一些集团达成了有意识的合谋的。不怀疑，这也许就是中国教育的不争与不仁，但是我们从没有试图抵抗，我们迫于四面八方的压力，盲目相信历史教科书与中国化之后的马列主义。

   我们和光明老师之间的距离，可以联想到关于圣经和电影的一个隐喻——巴别塔：我们之间的沟通存在鸿沟，无论这个鸿沟是天然的还是人工。

   什么是根深蒂固的信奉？什么是无可救药的茫然？什么是人云亦云的惰性？我们的教育的悲剧不仅仅是表面上的鹦鹉学舌，我们的教育是工业化的流水线，是讲求大一统的大工厂，是让所有的人在少年时期认识世界的最初就沦丧自我的工具。

   所有的人都明白中学教育的失败，但是所有人还是笃信历史教科书是真理。我们质疑日本教科书的倾向性之时所表现的过于积极主动，我们质疑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倾向性却讳莫如深。国民教育不应该是一党挟持的工具，应该给所有的青年人一个去党派化的教育体系。

   秦之后，中国不是封建社会——但是，我们中学的教科书上，封建社会存在了整整几千年，直到清政府成为历史，直到遗老遗少也从中国彻底消失。光明老师所说的封建社会应该以欧洲的领主制为代表，以效忠为整个领土成为一体的主要形式。但是中学时期，我们认识的封建社会应该是专制的，皇权的，中央集权的。

   追溯到概念的最初起点，光明老师说的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一个人要改变他之前很多年形成的定势思维是很艰难的。并不是说观点上的改变，而是思考之中潜意识的推论：例如我们谈到晚清社会的政治与文化，往往会提到士大夫文化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中的影响力，其实士大夫文化在我们的观念之中也是封建的。例如我们讨论晚清社会的经济，往往会提到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经济，其实小农经济在我们的观念之中也是和封建社会纠葛的。

   一个观念作为约定俗成的公理很多年之后，我们可以轻易否定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却无法立即改变这个观点影响到的行为习惯或者思维习惯。正如我们意识到冥王星的不同，我们还是会不经意的说起太阳系九大行星：一些东西根深蒂固了，我们意识到这些东西或者是虚张声势的，或者是混淆是非的，或者是张冠李戴的；我们意识到这些东西不对，但是我们却无法刮干净这些东西在我们脑海中留下的所有痕迹。

   我所希望的——光明老师会持之以恒，否决我们之前墨守陈规的一切。所有人都拥有关于历史真相的知情权。意识到我们之前所有的历史感都来源于虚假的启蒙之后，我们感觉到的是认识真实世界的迫切。只是，我们要经过长期思考才可以完成从一个孤立的观点的重生到全部思想的改造的过程。很多人也许没有兴致或者说没有欲望去完成否定旧想法认识新想法的思考。我希望老师可以保持最大的耐心与容忍。

   此外，我希望光明老师的陈述不仅仅是克制的，止于历史的；往事只是长河的上游，新闻系的学生理想应该是纪录当代，而不是沉湎于历史的迷人之中，安逸的怀念，或者悠然的考究。

   历史是一个体系，庞大的，虚胖的。

   我们很多人都喜欢陶醉于无聊的生活中，虽然恶俗，并且空洞。因为生活是调情的，生活是出血的，生活是关怀个人的欲求的。历史不是，历史是走回过去的行动。历史可以赋予学者知识精英的优越感，史书与史料可以证明他们博学并且雅致。但是，历史仅仅以历史的形式孤独的存在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没有太多的意义了。要让历史介入生活。

   譬如，仅仅知道“血酬定律”并没有太多意义，至今中国的落后地区还有无数的窑奴依然非人的生活，以性命的成本交易微波的资源；仅仅知道“二八定律”并没有太多意义，中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中国无数的富人依然寄生于现有的经济体制内部吮吸营养，他们贪婪并且无情。理论之于实际的意义，在于运用理论解决现实的问题。而不是将理论束之高阁，成为炫耀身份或者顾影自怜的资本。

   我为储安平的悲剧落泪，可是五十年后，我依然要为中国其他的勇者的悲剧落泪。我没有窥视到历史的进步，才会感到失望。历史本应是深重的，但是历史看上去却很荒唐。我们看到了历史上无数惊人相似的悲剧，一个弹坑中可以轻易炸死两个中国人，相同的错误要无数人做出牺牲才会引起当局者的悔过。历史可以向前进步的前提是人类要有勇气去反思，历史的意义也在于：活在当下的人们学习历史，去发觉谁在历史上是枉死的，谁在历史上逍遥法外，谁在历史中无病呻吟，谁在历史中无疾而终；进而去追问，去反思：现实世界里谁正在孤独的自救，谁正在得意的流亡，谁正在没有意义的呐喊，谁依然迷失在人山人海之中。

   重要的是以史为鉴，也许会有人误认为这是实用主义。但是作为新闻学系的学生，我们学习历史，尤其是新闻史，无非是想汲取经验教训：知道一个合格的报人应该以什么样的刚强姿势站立，应该以什么样的宽容态度交流，应该以什么样的平静心情思考，应该以什么样的理性言辞评论。

   仅仅止于迷恋近代中国的宏大历史画卷又有多大的意义？老师的陈述仅仅和学生分享名人轶事又有多大的意义？知道历史是如何的，却不知道我们应该如何，也许让我们感慨的悲剧会发生在在座的个位身上。这也成为一种循环。正如当新中国的某一个十年，我们烧毁所有的书烧毁所有的经烧毁所有的学校烧毁所有的庙流放所有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我们联想到了什么？是秦一世的焚书坑儒，还是清王朝的宁古塔？这是返璞归真，还是专制政权的复辟？难怪会有时尚写手那多写下一本书《返祖》。我们要是仅仅知道历史，却不知道改过自新的意义，从何谈起进步？

   我所希望的——光明老师可以关照当下，让历史的光亮照进现实。对于我们来说，49年之后的风云变化才是最重要的。至于之前的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看到了悲剧或者喜剧，我都宁愿以为那些是镜中月水中花。

   不要说你不在乎，说你只在乎情色的文艺或者文艺的情色，你只在乎你是你的小资。其实我宁愿相信：你在乎的只是菜市场的猪肉，因为那至少还能证明你的存在感。

   你应该在乎嘉禾电影公司，如果你自认为你热爱李小龙，如果你自认为你喜欢成龙。

——编者按

   嘉禾公司是几代华人关于香港电影的最初记忆，嘉禾之于香港影坛，就如同米高梅可以代表了好莱坞黄金年代电影的品质。30年，嘉禾电影公司的作品成为了香港电影的代言：愤怒的或者不愤怒的英雄，浪漫的或者不浪漫的爱情，一些混乱的或者不混乱的暴力美学，一些文艺的或者不文艺的孤男寡女，所有的一切成为——嘉禾。

   嘉禾让人留恋，在于《阮玲玉》丝丝淡淡的怀旧之中丝丝淡淡的情怀，柔和的发黄的往事如烟。但是嘉禾最让人激动的是30年男人与男人的契约，30年男人与男人的游戏，30年男人与男人的内讧，30年男人与男人的帮扶。从70年代李小龙的《唐山大兄》，到80年代成龙的《警察故事》，到90年代徐克的《黄飞鸿》，《冲锋队之怒火街头》。嘉禾的最辉煌在于电影所深含的属于雄性的凶猛的美感。

   武侠作为中国心中的隐喻与梦境之地，无数电影人都热衷于书写这一腔英雄本色，这四方人唱颂的豪情长歌。但是，97回归之后，随着香港电影集体走低，随着以嘉禾为代表的老派电影公司日渐没落，我们也失去了从导演张彻开始的武侠电影独步影坛的那些辉煌。中国人旧式的关于侠客的梦不仅仅受到国家意识形态之中集体主义的压迫，也受到了西风渐渐的影响。美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将中国的传统的旧式的侠客追至角落。我们的青年人看《谍影重重》感到的快感，是以往的中国武侠电影所无法给予的。

   中国人心中的江湖在这个社会的暖冬显得不合时宜。那些身负荆棘的男人，那些身负“精忠报国”的刺青的男人，那些身负国仇家恨的男人在太平盛世显得不合群不入流。动乱的年代，他们是革命的，他们是群众拥戴的；但是和平时期，他们是社会要改造的。社会不需要侠客的刀剑拳脚，社会需要的是洗脚妹、汉奸以及同性恋湿润的亲吻、光滑的脊背和廉价的眼泪；社会不需要侠客式的斗争，社会需要更圆润的世俗和乖巧。不要感觉这些够吊诡：凌厉的东西因为不和谐注定要成为历史，这是历史的或者政治的滚滚车轮倾轧之后的无可奈何。无法玩味也不必憎恨。

   武侠因为其中暴戾的原罪而为世俗所不容。我们的电影人不愿意或者不敢将英雄之于主流的对立面。英雄面对社会集体的无意识，往往被动地选择了绥靖，选择了讨好与取巧，选择了大团圆的好笑但是无聊。这是电影的悲哀，但是无可否认这可能证实了大众的幸运：社会的潮流是享乐的，享乐主义浸泡的大众显然是徜徉在幸福之中的。

   徐克作为武侠的宗师，已经在《七剑》之中尽显疲态。王家卫在电影《东邪西毒》之中以江湖比喻了现代都市之后也失去了对于侠义的兴致。至于陈凯歌、张艺谋等人，我宁愿他们不去拍摄武侠电影。《无极》之中因为馒头扭曲的童心让人瞠目，《四面埋伏》的主角似乎是圣斗士星矢附体，死多少次都可以。这些鸟人生硬地用正统的观念拉扯着英雄，让他们在延宕的人世中没有意义地翻滚，实在让人看不下去。

   不是我持有悲观主义。当一个社会漂浮着一些光亮的却不诚实的东西的时候，武侠电影也缺少了必要的隐喻和符号。当儒学沦为大众文化消遣的商品，当以死相抗的牺牲沦为大众文化的舞台之上跳大神式的闹剧，武侠电影也不得不遭遇解构，难以全身而退。

   嘉禾的嘉禾成为了历史，橙天的嘉禾不知道何去何从。最好再也不要嬉闹式地拍摄《东京攻略》式的电影：将武打的招式变得华而不实，让主角在泡妞的过程中不得好死。没有最悲哀，只有更悲哀。新世纪，请不要以动作电影的名义愚弄大众，这是很无耻的事情。

乐观主义者的就业观

   “生活不是好莱坞的励志电影，四年前‘大逃杀式’的高考实在是小儿科，因为四年后的七月，如果你选择跌入千军万马的就业大军，就会马上明白你之前二十年所有关于工作的想象都是神话。不过不要埋怨你楼上哪个木讷的男人或者你班上哪个妖艳的女人动了你的奶酪，因为当好运敲门的时候，不要说礼服，你连内裤都没有穿好。”

   这些文字的作者是荷西，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4级的学生，他最近经常如此感慨生活。几年前他还可以意气风发的说，“没有理想，过于现实主义的人是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的悲剧人物”；但是现在他告诉记者，他的目标是底薪1500的工作。他每天奔波于大大小小的招聘会，每天奔波于凶多吉少的初试复试。大多数简历投出去之后都会石沉大海，面试之后等待录取通知也如同等待戈多。他每天依然写博客，他说每一次失败之后他都会感慨。他明白，这是大多数决定工作的毕业生近几个月生活的常态，他决定纪录现在的生活。

   中国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很大。

   媒体报道说，湖南地区大学生预期底薪已经低至八百。湖南地区进城务工农民的月薪平均预期是1100多元，而应届大学毕业生月薪平均预期仅为1000元。

   一些悲观的预言说，“现在年轻的一代，实际上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代，注定要承受付出转型代价的一代。他们的上一代，实际上仍然在吃传统体制的旧饭，并未真正的投入到市场竞争中；他们的下一代，将因为社会的不断进步而获得很大程度的劳动保障；而他们这一代，将注定在20年后的‘白领失业浪潮’中变成社会最悲惨的人。这是时代的代价，没有办法的。”

   没有人看好他们。荷西说他也无法保持坦荡与冷静。他曾经的座右铭是鲁迅先生的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们有关。”但是现在他会戏谑的说，理想主义者是悲痛的。“我们预期的月薪比农民工还要低，但是媒体依然说我们的就业观念没有实现从精英主义向普罗大众的转变”，他表情有些激动。

   问题是，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为什么会如此大？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6月29日的报告向亚太地区发出警告：“贸易使不平等的状况进一步恶化。在东亚的成功故事背后，隐藏着‘无就业增长’的挑战，年青人与女性正经历着‘无就业增长’，劳动人口的增加远远快于工作机会的增加。”

   “事实上，‘无就业增长’在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表现非常严重，尤其是在中国。”联合国开发署驻华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Bill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直言不讳。亚洲开发银行的庄健认为“无就业增长”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的变化——经济结构正在脱离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资本密集型产业，相同资本带来的劳动就业的增长自然比过去减少了。因为技术革新，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是下降的。以前要两个人完成的工作，现在一个人就可以，所以资本开始排斥劳动力。

   但是，国内学者汤敏认为，1999-2002年高等教育入学率中国为7.45%，韩国为71.69%，菲律宾为29.45%，泰国为31.92%。如果连经济增长速度为我国一半和人均GDP与我们不相上下菲律宾、泰国都可以支持那么高比例的大学生，原则上讲，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不应不能容纳现有的和正在增长的大学毕业生就业。中国只是进入了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初级阶段。大学生并没有过多，高等教育市场依然是“卖方市场”。

   荷西告诉记者，他不关心大学生就业问题出现的原因，他只想如何自救升天。更多的人和他的想法相同：就业失业问题是宏观经济学家所关心的，涉及的体制问题也是决策者才可以改变的。毕业生自认为他们如同落水者，所在意的只是如何抓住他们的救命稻草。

   一部分人正在呼吁高等教育要贴近企业的需求；另一部分人却在呼吁不要让实用主义在高等院校盛行，不要让学术园地沦为企业的职前培训基地。一部分人正在呼吁大学生要走下神坛，成为普罗大众一员；另一部分人却在呼吁大学生应该立志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成为时代的青年领袖。所以，更多的大学生愿意自己独立思考。

   学者汤敏说，“如果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学生分配的观念，用计划经济下的一次性就业率来看待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就业难’或者失业，由此得出人才过剩的结论，这是不合时宜的。”绝大多数大学生处于摩擦性失业时期，这是宏观经济学的概念——毕业与就业之间的一个短暂时期。他们只是正在休整，正在等待或者选择工作。他们最终会找到出路。

   荷西说，他不担心自己的出路。他很欣赏《血色浪漫》的男主角钟跃民退伍后的选择——在北京的大街上买鸡蛋煎饼。“既然劳动者都是最光荣的人，实在不行，我也可以去杀猪。”荷西说这个决定的时候，表情严肃并且充满了自信——他相信，即使是杀猪，他也一定会做的很好。

   虽然这些毕业生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现代文明，习惯了公司、公寓、公汽和公厕；虽然这些年轻人们的理想是成为社会精英，成为大众的意见领袖。但是如果现实如同媒体所说的那么严峻，他们也愿意去祖国的西部，去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去军营，去更多的更广袤的地方寻找可以实现人生意义的生活方式。更多的大学生决定不再坐井观天，不再守株待兔，不再怨天尤人。他们明白可以改变命运的是他们的知识。

   猎人周正龙获奖了，狐狸都笑了。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喜剧精神，周星星就很喜剧，周正龙也很喜剧。只是周正龙最多是个群众演员，只会泥人似的笑泥人似的哭。中国版《虎虎虎》要感谢周老汉的倾情演出。

   周正龙只是个老实的猎人，他穷。不知道谁启发了他：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的写真和范冰冰的写真存在经济学的共性——可以成为商品。于是，老猎人去了后山。虽然他们家的后山不是老虎出没的景阳冈，但是下山之后周正龙还是洗出了华南虎的照片。一个老农民画纸老虎最多也就自娱自乐。但是周正龙和他的纸老虎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后，所有内涵党的魑魅魍魉都激动了。一个老农民和他的华南虎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我们的河蟹社会不只是河蟹，还有华南虎。

   只不过树大招风，不久很多人就开始怀疑周正龙的华南虎只是纸老虎。毛主席说了，一切纸老虎都是反动派。于是全中国最牛B的公共知识分子们都开始追讨周正龙和他的纸老虎。电影《太阳照常生气》，“手电党”的暴民群殴流氓梁老师之后不久，梁老师就上吊了。周正龙也感到了梁老师的羞愧和失望，他们终究只是老实的人，梁老师轻生，老周可以砍的只有自己的头。没有人会理会老周是否砍头。

   而我们似乎已经接近真相：浙江商人说他们生产的年画上的纸老虎才是正宗的纸老虎，周正龙的纸老虎就是伪造了年画上的纸老虎。再狡猾的老狐狸都玩不过好猎人，但是这次恐怕再狡猾的老猎人似乎也玩不过全中国火眼金睛的人。

   其实，周正龙只是个演员，一个贫穷的农民。中国的农村，最伟大的就是这些老实的农民：他们不会和生病的老婆离婚，还会卖命卖血送光腚的儿子上学。为了生活，他们去私营小煤矿，去黑砖窑。这是农民的社会，内涵党的新社会也依然是“血酬定律”的社会。周正龙是好人：要是他的老虎是真老虎，他一定中国最伟大的农民之一（最伟大的还有不久前从煤矿中自救升天的农民兄弟）——因为他正在玩命的寻找地球上正在灭绝的物种，这是一次辉煌的实践；要是他的老虎是纸老虎，他也是中国最无奈的农民兄弟之一——他画纸老虎，也不过是为了口粮，为了儿子的媳妇，为了以后的棺材老本。他不是宋祖德，他并不想出名。周正龙只是一个为生计所迫的农民。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又会如何揣测“华南虎”事件中陕西省官方的作为：他们是否是幕后的推手？几张华南虎的照片可以让多少人自救升天，又可以让多少人平步青云。为什么周正龙会上新闻联播？谁又会相信中国的司法部门无法鉴定“华南虎照片”的真伪？什么集团让全中国的记者都无法见证华南虎出没的现场？谁是最后的“话事人”，谁是最后的带头大哥？

   国家林业局局长是原陕西省省长，陕西省林业部门的基层就是他仕途的起点。他是陕西人民的儿子，他儿子似的热爱他的陕西。“华南虎”照片出现在陕西，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国家林业局局长又是以前的老领导。所有的一切都让陕西省林业厅欢欣鼓舞——我们要在陕西建立华南虎自然保护区。

   也许陕西省林业厅官员认为：新闻联播关于自然科学新发现的新闻是绝对的冷门，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并不会引发社会大规模的争议，只要他们向上级汇报：专家已经鉴定了这些照片，申报建立自然保护区就会成功。何况上级就是自己的老领导，也是陕西人民的好儿子。

   遗憾的是势态最后失控了，互联网制造的是一个特别的公共领域。

   新经济学的“长尾理论”再次得到证明——并没有绝对的冷门：互联网没有概率为0的事件，任何冷门都会有人关注；中国穴居于互联网上的人虽然还是少数，但是中国最具有批判精神和最无聊的人也就存在于这些少数派中间。这些混杂了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动物保护主义者的草根群体开始质疑和抗议，并且让这些信息以流质的形态向无穷的边界漫延。这是互联网所特有的游行方式，在互联网这个特别的公共领域，内涵党也无法大规模使用催泪瓦斯：没有个体的政治犯，没有组织者，一些以比特为单位的信息充当了意见领袖，所有人自发的示威。这些抗议的声音共鸣，更加强大。

   于是华南虎自然保护区很可能要流产了，厦门PX化工项目流产了。虽然真相正在逼近公众，冰山已经浮出水面，但是乐观主义却不应在我们之前流行。

   这并不是全民参与的民主政治，互联网上喧哗的世相也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同。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穴居于互联网上。我认为最先怀疑“华南虎”照片真伪的应该是周正龙的邻居——周正龙所说的华南虎出没的树林并不是原始森林，当地居民经常在这片树林活动，周正龙之外的其他人却没有看到华南虎。但是从始至终我们几乎听不到这些人发出声音。而他们才是可能见证过现场的目击者，“华南虎事件”真正介入的也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互联网上的示威声势浩大，但是陕西省林业厅11月9日做出了最后的定性——周正龙所拍摄的华南虎是真实的野生华南虎。我们低估了世俗权威的力量：这些官员已经骑虎难下了，他们还是坚持演完他们的滑稽剧。印有华南虎的年画浮出水面之后，真相如此逼近公众，陕西省林业厅野生动物保护处处长王万云却依旧表示，他们的态度不会变化，他们不会再表态。这是多么吊诡多么专制多么刚愎多么流氓的逻辑。

   我们看到了我们社会的悲剧——即使真相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的当局者依然可以选择掩耳盗铃。这是内涵党的官员的疯狂，这些疯狂存在于中国，理想的民主政治也就依然遥远。我们的卑鄙者无法归于卑鄙，我们的正义又从何说起。

   这个时代的缩影。中国的政府没有告诉中国的企业主，其实出口进口的贸易近似于太平洋的海水，看似平静并且多金，却暗潮汹涌。贸易纠纷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经济竞争，也已经远远超过了个人与个人、个体企业与个体企业的层次。这是国与国的博弈，所牵扯的利益、所动用的资源可以反动一起地区小规模武装冲突。这就是战争，并且关系到国民的财产、关系到中国民族工业的安全。

   全世界都已经是战火连天了，但是中国的商人还没有这些自觉的感到危机。公共空间领域中，主流的媒体平台回放的是百度等公司在海外上市的传奇故事。可是，事实上，我们的本土企业全球化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其坎坷的程度与当年红军的战略撤退旗鼓相当。与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对应的是外国的企业正在以合作的名义占领中国市场。资本永远都是无孔不入的，何况这一次是中国自己热情的欢迎。很多后发型国家的学者都在担心发达国家的新殖民主义，经济领域的殖民、文化领域的殖民。但是中国为了经济建设，甘于冒更大的风险。

   中国优化了外企在中国的投资环境。中国不成熟的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上，外资作为幕后的元凶，一次次洗劫了中国散户的储蓄。社会财富是在迅速的累积，但是外国企业是否正在席卷我们的财富？这不是一次偷窃，这是外企与中国当地政府的合谋，以GDP的名义。

   我们应该去关心：为了经济建设的中心，我们做出了多大的牺牲。我们牺牲了子孙的蓝天碧水，我们牺牲了乐山大佛的安详，我们牺牲了淮河的清凉，我们牺牲了大兴安岭的绿光。我们始终不愿意让世界发觉中国正在崛起的现实。其实，“仇富心理”仅仅是中国所特有的劣质。一个发达的国家只会获得应有的尊重，相当的地位。财富是应该受到尊重的。中国缺乏尊重财富的觉悟，也缺少拥有财富之后应有的自信与自尊。

   中国还没有做好成为东方巨人的准备。拿破仑说，一个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个声明永远不做老大的国家是否缺少必要的自信，尤其是当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时候。可是，无论中国的政府在各种场合强调多少次我们的谦逊与低调。“中国威胁论”还是如燎原的野火不可收拾。中国要复兴，总有一天要以一种仪式实现一个民族的自强。例如，解放台湾实现统一。

   世界并不和谐，从阿富汗到缅甸，每个角落都在流血。中国的政府不应过分宣传这些鸵鸟式的逻辑：世界是在打仗，但是我们看不到，中国的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头扎进沙砾中，让敌人拼命的抽打我们的屁股。

   入世的蜜月期总会结束，中国的民族工业一定会有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国的汽车工业也许会在外资的第一轮进攻的时候就宣布破产，就算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的农业也还是会受到加拿大等国进口农副产品的冲击。与产品一同进入中国还有外国的劳务，中国的普通人面临更多下岗的危机。

   政治军事领域的危机更多。“台海问题”无限期的拖延，政府会失去民心。原谅或者忍受台独分子的试探无异于纵容。我们正在纵容的还有北朝鲜。伊拉克战争之后，朝鲜问题如何解决会成为中美、中俄、中日等多方力量博弈的中心。北朝鲜一意孤行的核武试验说明势态并没有主流媒体所夸张的那么乐观。

   无论和平与发展是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中国的风景都不平静。

   中国的不自信是正常的，我们之所以在国际政治舞台低调的收敛，是因为作为后发型国家。中国的国力不强。经济领域，改革开放之后各地的招商引资让GDP高速增长。但是正如很多学者所说，从经济领域的角度，台湾的今天也许就是大陆的明天。外资企业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导后，新殖民主义在中国将无法挽回。政治领域，台湾问题、朝鲜问题始终是多方要挟中国打劫中国的砝码，中国人权状况依然是各国所关注的中心。即使国内的媒体始终强调中国人权状况多好，但是“孙志刚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等新闻说明，中国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还没有受到政府足够有力的保护。

   中国的国民素质还亟待提高。普通公民的宪政意识、纳税人意识、物权意识与建国初期比较，没有本质的升华。中国的公共领域依然奇缺广场式的监督、意见公开的市场、透明的选举制度（不久之前，政府的少数官员居然还发表言论说基层民主将农村搞乱了）。中国的公民教育没有起步。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中国的政治思想课都在沿用陈旧的革命式思维，通过无休止的说教和劝告培育对党忠诚的信徒式的人民。

   事实证明，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也存在很多失误：医疗改革失败，教育产业化改革也不成功。虽然中国没有采取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但是无法否认，我们力求稳定的改革还是出现了很多问题。中国的公民支持执政党，从不会追问政府决策的合法性。没有政府与公众的互动，政府是否会成为一言堂的政府？

   中国之所以保持低调的防御姿态，是因为中国的国力不强。经济学中说：有可能发生的威胁才有意义。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与经济市场化进程都还在初期的实践中。中国的国力不足以构成对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威胁，所以“中国威胁论”应该没有实际的意义。于是我们产生了疑问：为什么中国的实力不强的现状之下，“中国威胁论”还是被中国周边的各国如此广泛的接受？

   “中国威胁论”的成因是什么？

   比较正统的解释是：“中国威胁论”并不是说中国已经对各国产生了切实的威胁，而是说以现在中国的发展速度看，中国有成为世界权力一极的可能。但是，快速增长的GDP并没有说明中国的全部问题。社会财富增加相对应的是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多。GDP增长再快也说明不了问题。

   “中国威胁论”还包含一个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国外媒体往往用社会某个方面发展的数据衡量整个国家的状况。比如用GDP的数据来说明中国的威胁。这些定势思维的潜在逻辑是：一个方面的数据之所以可以衡量整个国家的状况，前提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发展是均衡的，不存在短板。只有在各方面均衡发展的情况下，以局部推测整体的逻辑才成立。但是这样的逻辑适用于当今的中国很可笑。中国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说，中国经济之外的其他工作都是短板。

   “中国威胁论”说明国外的学者和媒体过度敏感，说明一些别有用心者正在夸大其词，也说明中国确实给人以很强势的印象。不过这些强势的印象是假象，当今的中国是如此的外强中干。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的崛起道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说要以牺牲其他工作为代价。改革一定是要牺牲一部分利益。但是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是否牺牲了太多。

   中国企业开始在海外上市了，但是事实上外国公司在中国金融市场席卷的资本更多；中国制造的产品占有了世界各地的市场份额，但是事实上中国普通工人的工资依然很低，没有福利，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是以牺牲普通工人工资为代价的；中国的电影、音乐、美术作品开始向国外输出，但是事实上，我们的文化消费市场并不成熟，大量的盗版存在，我们可以在各大艺术节上拿奖，是因为中国的艺术家创作的动机似乎就是为了拿奖，不为观众也不为市场，并且不惜讨好国外评委，出卖人格国格；中国的高校学费越来越高，聘请的学者在国际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但是中国却依然没有学术氛围与学术精神。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国外学者很可能仅仅看到了中国的表相，却没有看到实质——在中国，几乎所有快速增长的现象背后都存在失衡的发展，很多都是虚假繁荣。官员以政绩为中心、医院以牟利为中心、学校以升学率为中心、艺术家以获奖为中心，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产生的附加影响：功利主义横行。表面上看，百花齐放，可是并没有多少实际的进步。

   一个国家外交的姿态是和国家实力相关的。中国的政客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之所以长期语焉不详，是因为他所拥有的资源还不足以提供一个可以让他大放厥词的自信。

   但是缺乏和发达国家竞争的自信，就在全民中过分宣传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概念，这种行为却依然值得反思。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正视，世界并没有给中国多么和平的脸色。政府追求社会的稳定，避免民众产生的恐慌。但是一个国家的复兴一个民族的崛起过程中，危机意识是尤为重要的。当一个国家的民众已经深切感到各种势力在蚕食中国的生存空间，而政府却说外部环境大好，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时候，民众的心情可想而知，会怀疑政府的虚伪和软弱，会怀疑政府在与他国的博弈中到底牺牲了多少国家利益。当中国和平崛起的蓝图流产的时候，中国国民是否做好了应对其他国家挑战的准备？

   自强不息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后发型国家。政府不应过分淡化国家之间的冲突，政府不应表现出过分的暧昧与亲热。民众需要基本的对于政府的信任与危机意识所提供的强大的提升力。

   我们可以建设出和谐的中国，但是说什么和谐世界就是鬼扯，中国还改变不了世界。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和谐，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只有直白的利益。落后就要挨打是我们提过多年的口号，在这个口号的鼓舞下，中国人民发展起自己的民族工业，从战争后的废墟中建起自己的家园。可是近几年，我们探讨世界的时候，不说“落后就要挨打”了，不说“奋起直追”了，改说和谐世界，说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似乎中国已经十分强大了，似乎这个世界从此就凭空多出了很多温情。也许在这个时代，鼓励全民去安乐的消费是国家的主要工作，而提倡危机意识的培育在太平盛世的主旋律之下显得十分的不动人。何况，我们就要开奥运会了，老说“落后就要挨打”、老说中国的周边并不安宁，外国友人听到了影响也不好。

   我和我宿舍的兄弟们都是宅男，每天多余的休闲时光都是看电影、看球或者玩实况足球。我们也喜欢招摇过市，不过仅限于我们集体出动去买外卖。宅男们找到女友以后就不是宅男了，每天要早出晚归，或者夜不归宿的。这些人的购买行为大多和他们的意愿无关，女友是上帝，女友是老天。他们的购买行为没什么好分析的，他们花钱太无辜了，也太悲情了。

   宅男们每晚最经常的消费是去楼下买玉米，或者去菜市场买卤蛋，或者水饺，或者蛋炒饭。虽然菜市场的卤蛋不分LV和香奈尔，不过影响我们购买行为的因素依然有很多：

   饥饿感，不要认为我们的饥饿感很卑贱。我们每天分泌大量的荷尔蒙，每天积淀大量的乳酸和尿酸。我们很容易在半夜感到饥饿，不吃东西会影响我们正常的睡眠。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中，最基本的需求是生存。虽然宅男们没有爱，但是宅男们不缺饥渴感。满足饥饿感是我们购买菜市场卤蛋的主要动机。但是我们的选择很多：超市的泡面、面包房的饼干、菜市场的水饺、楼下车库小店的白薯和玉米。所以决定我们购买菜市场以卤蛋为代表的麻辣烫的原因不止是我们旺盛的强大的饥饿感。

   从众心理，宅男们没有什么精神去思考半夜是去户部巷还是去肯德基，对于我们来说，下铺的兄弟的选择最有可能成为我们的选择。饥饿的男人们看来，下铺陶醉于美味的卤蛋中的表情是很可气的。对于下铺吃完卤蛋表现出的志得意满，宅男们往往没有免疫力。于是我们会穿双拖鞋，就冲向我们脑海中的菜市场。我们可不想让下铺那个男人长期挑拨我们可怜的将要痉挛的胃。

   时间成本，不要认为宅男们的时间就是最混账的，我们的时间也很宝贵。对门宿舍的男人玩网络游戏已经不惜小命了。所以决定出门买卤蛋的决定是很重大的。想想看，虽然食堂就在我们宿舍楼百米之外，宅男们依然因为不想出门吃过近一个月的外卖。让我们辛苦了一天，半夜还要披星戴月去百米之外的菜市场买卤蛋是多么不容易。其实武汉大学门外的鱿鱼、板栗、烧烤也很多，但是我们从来不去，因为实在是太远。我们也经常因为卖卤蛋的小店人太多，所以决定去菜市场其他的小店买蛋炒饭或者水饺。足见，节约时间的观念在我们心中多么重要。便利，才可以忠诚。随便说一句，我们从来不认为以麦当劳大叔和肯德基上校为代表的洋店多了不起，菜市场的小店老板娘干活的速度比那些洋店的小姑娘们强多了，只是人到中年，姿色已经玩完了。

   口味，餐饮行业好吃才可以生存，说别的都是扯淡。我们以前光顾的一个小店简称为水生所，就在中科院水生所旁边。很犄角旮旯的地方，宅男们和宅男们的女同学们市场光顾就是因为小店的菜和百米之外的武大食堂相比好太多了。菜市场的麻辣烫小店能在菜市场激烈的竞争中笑傲江湖，卤蛋的口味是相当重要的。不要认为宅男们因为半夜饥渴随便找些生菜剩饭，这些宅男们其实都是最不好侍候的，不好吃就骂娘。宅男们相当团结，只要公认的不能吃的，估计都不会吃了。你说上铺的男人说小店的饭菜是猪吃的，你还会去吗？傻了吧。

   价钱，宅男们不小气，也不强求老板多么仗义。不过卤蛋动不动涨价，我们还是不会去的。虽然油涨了、猪肉涨了，涨到猪都笑了。但是卤蛋要是涨到和北京烤鸭一个价，宅男们也就只好横眉冷对了。我们爱卤蛋，我们更爱自由。宅男们不会为了要还银行的钱或者为了要给女友买生日礼物不吃卤蛋，但是我们不会为了半夜的卤蛋，放弃我们半个月的午饭。爱情没有卤蛋重要，卤蛋没有午饭重要。

   其他因素，还有很多宅男不去菜市场吃宵夜是因为私人原因。宅男甲他们家是医院的，宅男甲是泡在福尔马林中间长大的，所以宅男甲有很严重的洁癖，看到菜市场卤蛋放在一锅的混水中他就没有食欲了，宁愿去吃千年不变的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宅男乙的前女友喜欢吃卤蛋，分手之后还经常去菜市场游弋，并且和现任的男友甜蜜蜜，所以宅男乙也不去菜市场吃宵夜，去了也是吃醋不是吃卤蛋。宅男丙是回族的，不吃猪。虽然猪肉涨价了，不过小店看不到猪走路，还是可以看得到猪肉，所以宅男丙也不去。凡此种种，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小店的老板应该反思反思，在菜市场开个医院式的分店，服务员都是护士，煮卤蛋的不用卤汤而用福尔马林，估计宅男甲就去了。或者禁止宅男乙的女友出没于菜市场，估计宅男乙也会去。然后再开个清真风格的分店，宅男丙也会光顾的。不过为了这些神经兮兮的人劳命伤财，老板娘还是别干。要是干了，就太行为艺术了。

   宅男们毕业之后，估计还会怀念菜市场的卤蛋。卤蛋是最廉价的享受，卤蛋是我们无产阶级弟兄的最爱。卤鸡蛋、卤鸭蛋、卤鹌鹑蛋，多多益善。

   又谈起了《南华经》，几年前我睡觉之前都会阅读的一本书，书店的店员会告诉你就是《庄子》。只是在我的思想中，这本书是一部经。

   最初的最初，我喜欢他说他的喜怒哀乐，喜欢他和一个时代的格格不入，喜欢他的气质。魏晋的一个时代将他的气质流行化之后，我也就爱上了魏晋的时代。混乱的漩涡中安静的一丝清寂，不动声色，不问鸡犬，不染风尘。他是蝴蝶，还是蝴蝶仅仅是他的梦，醉生梦死。

   我并没有沉醉于他告诉我的逍遥，我也明白人世间没有大宗师的浑然。我感伤于他至亲之人死后他无动于衷或者嘻笑无常的神情，体会近似于无赖的执念，或者痴怨。但是我始终理解不了他天人的无用无为的情绪。

   我开始欣赏孟子，欣赏他先于西方的伏尔泰发动的一次革命，革命的意义在于以公平反抗时代的不公平，在于蚍蜉撼树飞蛾扑火的无畏。无知者无畏是集体无意识的起哄，知者无畏是济世的勇气。庄子似乎压抑了一份意志，濮水之滨，持竿不顾，不顾了那些朝野之上叵测的邀请，也不顾了那些江湖之远水火之中的祈愿。和时代比试，和命中注定比试，是庄子还是天意，谁要更加无情。

   相形见绌中开始，相形见绌中结束。我不明白这个男人。也许他自己都不明白大河滔滔之中的天意莽莽。

   一些人执着于世俗的仪式，一些人坚守孤绝的一岸。宁死不屈是什么感觉？荷尔蒙高的时候是否可以仅仅通过脊椎完成一次悲壮的就义的决定，没有皮层的思考的决定也可以看上去很坚定。胡思乱想中会想，那些只能以脊椎的中枢控制泌尿的人比我们幸福，他们可以堂而皇之的向这个世界翻白眼。就如同庄子，他之外的所有人都在为“人定胜天的豪迈”感觉到作为人的尊严的时候，他居然开始向所有正常的人翻白眼。庄子的幸福与美好感觉也许就在于他抛弃了所有的世俗智慧，兀立于人世，和蝼蚁鸟兽为伍。

   很多年以后，现在，很久都不会想起庄子了。即使住院的那些天，每天不安，也没有想起读《南华经》。还在执着的读《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思考那些美国式的政治图示。不在乎生命的自然性，却将社会性无限的延伸推广，将自己扔进社会分工的洪流。社会的怀抱从没有什么温情，于是冷血的真实世界就成为我们不温柔对待人类的理由。前几天，听到一些人讨论说，恶劣的环境才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并且越恶劣人类进步越快。这些符合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选择的哲学。但是，以庄子的视角看去，我们的进步史不就刚好是人类堕入深渊的异化史？后现代的哲学开始反思工业化带给人们的异化，但是从庄子的视角看去，无论是石器文明、游牧文明，还是更为先进的农业文明，都在制造人类的异化。卡夫卡说人变成昆虫，我们学会反思我们的异化，其实，庄子几千年前就警告了世人我们过于功利的实用主义正在伤及我们的天然性。

   人类要仰望多少次才可以看清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