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白

英东门诊楼中年女子坠楼身亡

    一小时前，她从化验科与肝病门诊之间走廊的窗台跳下，落在二楼的天井，当场死亡。一小时后，她的死被英东门诊楼所遗忘。路经天井的人们会看她一眼，然后快步离开。现场没有人惊呼，没有人恸哭，没有人惋惜，除了警察，没有人为这不幸女人的死停止脚步。

昨日上午，一名中年女人从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楼6楼跳下，不治身亡。市民吴先生回忆，上午7时10分，他走出医院的时候，天井还是空的。10分钟后，他回到医院，上二楼，就看到一个人睡在了血泊里，医护人员努力了几分钟，没能让这人起死回生。

遗物

一双破旧的皮鞋

死者穿的皮鞋放在距尸体一米远的地方。皮鞋很旧，一左一右都磨出了洞，鞋底补了一回，用的材料是一块自行车外胎。不知道死者生前走了多少路，新鞋底的纹理也已经磨平了。

女人不高，僵硬的身体摆出一个非常不自然的姿势。红色的印花床单裹住死尸，只露出她光着的脚。床单上沾满了暗红色的血迹。脚边血泊里那双女袜看上去也穿了很久，后脚跟有红色的补丁。

死者

身份不明，自杀原因不明

六楼走廊的窗台，记者发现了女人的脚印。窗台有一小截黑色的条尺，可能是警方勘察现场留下的。六楼除了化验科与肝病门诊，还有男科、妇产科。女人生前是想去哪些科室，没人知道。

这不幸女人到底是不是医院的病人，没有答案。记者询问了六楼的医护人员，询问了医院的保安，没人知道她是谁，想做什么，为什么会从医院的门诊大楼跳下。

上午10时许，死者家属赶到医院，认领尸体后迅速离开，没有受访。

医院

一切正常

    女人坠亡后没多久，英东门诊楼就恢复了正常。上午九点，门诊大厅已经坐满了等候挂号、问诊、化验、注射的人。尸体所在的天井位于外科与内分泌科之间，法医与警察陆续离开，很多病人与家属都没留意到天井的异常。少数知道尸体仍没拖走的人，路经天井，会看一眼，然后快步离开。

石场一声炮，四百民房“楼裂裂”

当地居民认为，石场不应当为了增产，使用大当量炸药

“东坑口石场成为‘广贺高速定点石场’后，务必要提高产量。”广宁县排沙镇沙心崀当地老百姓认为，为了高产，石场使用大当量的炸药进行山体爆破，是造成民房“楼裂裂”的原因。

“几公里外的房屋开裂，也要赖我们？”施工队工人反驳说，距爆破点最近的简易工房，都没开裂，四百多间民房又怎可能如此“弱不禁风”？

当地人

“十年最响的山炮，炸得我家‘楼裂裂’”

山炮的巨响吓哭了罗胜龙刚刚半岁的儿子。

罗胜龙的媳妇回忆，11月23日傍晚，她正在家哄孩子，猛地听到了一声巨响。“石场开了这么多年，那一晚的山炮是最响的”，刚刚入睡的孩子惊醒了，窗户哐当、哐当作响，厨房的瓷碗哐当、哐当作响，耳鸣，大地摇晃……慌乱间，女人抱紧孩子就冲出了家。

沙心崀分为三个地方，沙心崀、苍前崀、南坑。南坑距石场最近。矿山的这头是南坑，那头就是石场，“距矿山最近的民房离爆破点只有200米”。23日当晚，南坑人感觉，炸药就像是埋在自己的脚底下。

第二天，老百姓陆续注意到，自家房子的墙壁、地上的瓷砖出现了裂痕。他们认定，这是头天晚上石场放炮引起的。人们向支书罗官生投诉，房屋开裂，石场要赔钱。

家在南坑的罗忠贤告诉记者，东坑口石场开了10多年，以前放炮，老百姓都没什么感觉，但从今年11月开始，石场的山炮，一炮比一炮更响。老百姓多次向支书罗官生投诉，但石场我行我素。11月23日那一炮是一个月的第四炮。

12月11日晚，记者跟随罗胜龙、罗忠贤进入沙心崀。记者走访的几户农家，每间房屋的墙面、地砖都有明显的裂痕，最长的超过四米。怕不安全，罗胜龙跟老婆已经从墙体开裂的婚房搬出。

罗忠贤说，他们向石场索赔，施工队的工人还说风凉话，认为是老百姓自己修的房子不结实，地基不牢。当地人与施工队就这么结怨了。

几天后，广宁县公安部门、安监部门、房管部门，排沙镇镇政府组织的工作队开进了沙心崀。排沙镇镇委书记陈华雄说，经调查，初步统计约有405间民房出现了裂痕。

政府工作队调查了八天，12月11日，他们公布了一个初步赔偿方案：经安监、房管部门鉴定，405间民房依受损程度分为四等，赔偿标准分别为每间1500元、900元、700元、500元。农民的心理价位是每平方600元。拿罗胜龙家的房子为例，依政府的方案，他家被划为第一等房子能拿到1500元的赔偿；照农民的标准，他家80平方的房子，每平方600元，就是24000元，是政府标准的6倍。

目前，政府、施工队、农民三方仍在为赔偿标准协商。

施工队

“我们合法经营、安全生产”

12月14日，记者重回沙心崀，暗访东坑口石场。

石场入口的大树被当地人砍倒，倒在路中央，这是当地人为了不让石场的泥头车向外运送石料设的路障。爆破的那座矿山脚下，记者看到了山神爷的石碑。炸山前，工人们都要给山神爷烧香，放鞭炮。此刻，香已经燃尽了。

从11月25日至今，东坑口石场已经停产近20天了。

老李是梅州人，施工队很多工人都是他老乡，三个月前，他们进驻沙心崀。听说记者是“广贺高速施工方的代表”，老李不再警觉。从老李与他同乡那，记者了解到，东坑口石场有“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石场的炸药都源自合法渠道，放炮的人也有专业的爆破资格。

“一定是安全生产，我们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老李信誓旦旦地向记者保证，11月23日当晚放的那一炮没有当地人传说的那么可怕。

老李的第一个证据是，工人们也怕死，不可能无视安全标准。老李的第二个证据是，施工队的简易工房没有地基，都是完好的。当地人砌了地基的房子更不可能因放炮出问题，更何况，最近一处当地人的房子跟爆破点都还隔了一座山，“几公里外的房屋开裂，也赖我们，不是明摆着讹钱吗？”

见“广贺高速施工方的代表”很关心石场很日复工，一名工人说，就在这几天。这名工人称，只要广贺高速要他们运石料，他们就能运到，让记者放心。

记者提出，想见一见石场的法人代表陈广成。老李称，陈人在沙心崀村委会。但当日下午，村委会只有治保委员罗国洪一个人。罗证实，东坑口石场证件齐全，23日当晚石场炸山用了三吨炸药，赔偿标准仍在协商。除此以外，罗国洪没再提供更多信息。

从业者

作为“高速公路定点石场”的代价

几天前，人在湖南岳阳的阿成听说了老家的风波。到家后，阿成用了一天到矿上打听消息，他了解到，东坑口石场已经今非昔比。

阿成介绍，虽然东坑口石场的法人代表是陈广成，但这些年，实际经营石场的商人不是他，“石场多次易主”。阿成给一个姓邱的包工头开货车。前些年，东坑口石场就在邱的名下。包了几年，这名包工队领自己的人马移师湖南岳阳，阿成跟着他一路北上。

如今，姓邱的还是做炸石头的买卖，阿成虽然是马仔，但浸淫了这一行多年，谈到石场，他的见识远比其他人要多。

以前，东坑口出产的石料多数都卖给了老百姓。三个月前，东坑口石场门口立了新招牌——“广贺高速定点石场”，沙心崀的很多居民并不了解这个旗号的含义。

但阿成明白一个石场卖石料给老百姓与卖石料给高速公路的不同。首先是利润不同，卖给老百姓的石料每立方50元到60元，卖给高速公路每立方140元到145元；然后是质量不同，卖给高速公路的石头要更圆润；最后是产量不同，前些年，东坑头石场每晚出产四百到五百立方石头，如今，每晚至少八百立方（为了节约电费，石场都是夜里开工，所以产量以“每晚”为单位）。

阿成说，为了多产，石场放一炮用去三吨炸药不足为奇。湖南岳阳阿成自己干活的工地，也曾使用两三吨的炸药炸山。但在岳阳，用这么多炸药是进行地表爆破，11月23日当晚，东坑口石场却将三吨炸药埋进了山体。

“他们生怕三吨山炮的冲击力还不够”，阿成一语点破东坑口石场这么做的原因——引爆山体内部的炸药所产生的威力，远远超出地表爆破。

“石场用的每一吨炸药都要报公安部门审批，所以每一吨炸药都要物尽其用”，阿成的家位于南坑，石场矿山脚下，与爆破点的直线距离约两百米。看着自家房屋的裂痕，阿成一脸苦笑。

专家

民房与爆破点距离近，石场应严控炸药当量

用三吨的炸药开山，爆炸产生的震动会不会波及当地居民的住房？昨日，记者就爆破安全问题采访了武警8731部队的爆破专家周成。

周成介绍，将炸药埋进山体，然后引爆，所产生威力远远大于将炸药包放在地表。如果石场的目的是炸出更多石头，采用钻孔、埋药的方法效果更好。但是考虑到当地居民的房屋距爆破点只有200米，石场不应该用三吨炸药进行深孔爆破。

周成解释说，虽然国家规定，深孔爆破作业，爆破点与建筑物的距离至少200米。但炸药的当量越高，爆破的安全距离也应当越远。既然民房与矿山的距离是固定的，只有200米，石场就应该严控炸药的当量。

n          大埔全县没有一名拿到《动物诊疗许可证》的正规执业兽医

n          县畜牧局下乡干部眼皮底下 上千只家禽病死 几百只死鸭成了喂鱼的饵料

n          多项防疫政策不落实 基层动物防疫体系形同虚设

农业部《病死及死因不明动物处置办法》第六条规定：病死但不能确定死亡病因的动物，尸体要在动物防疫监督部门的监督下进行深埋、化制、焚烧等无害化处理。但大埔县湖寮镇大山深处，“土鸭专业户”黄响家几百只病死的鸭子却成了邻居喂养六千多只埃及塘虱鱼的饲料。

随后几日，老邱鱼塘旁几户人家上千只家禽先后病死。“土鸡专业户”罗药风认为，鸡鸭死于“出败”，学名“禽霍乱”。老罗怀疑，黄响家没有深埋、焚烧的那几百只土鸭是疫病的源头。

黄响、老邱、罗药风生活的地方，名叫大安，距大埔县城湖寮镇约20公里，由县畜牧兽医局定点扶持。可县畜牧兽医局的下乡干部、湖寮镇动物防疫站的工作人员、大安自己的村级动物防疫员，都没有制止黄响“死鸭喂鱼”的行为，也没有上报“家禽病死，死亡病因不明”的疫情。

几日调查，记者了解到，大埔县全县一名拿到《动物诊疗许可证》的正规执业兽医都没有。“动物饲养场应当向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动物防疫合格证”、“家禽出售前应报当地畜牧兽医检疫部门进行产地检疫”等政策也没得到全面落实。

“死鸭喂鱼”引起了霍乱蔓延？

沿大埔县土岭变电站工地旁的土路，往大山深处步行约10分钟，就到了老邱的鱼塘。鱼塘中央，蓝色渔网底下，那些浮出水面的黑色羽毛是老邱拿黄响家的病死鸭子喂埃及塘虱鱼的唯一物证。距土鸭的死一个多月了，六千多条凶猛的塘虱已经消化了鸭子的皮肉。

罗药风认为，这鱼塘就是一个多月前霍乱的传染源。

山涧溪水、空气、每家每户的狗以及天空盘旋的鹰，老罗说，这些都可能成为霍乱蔓延的途径。罗药风认为，自家五百多只土鸡之所以病死，就是因为看家护院的狗叼回了病死的鸭子。

11月底的一天，罗药风家20多只土鸡突然病死。第二天50只病死，第三天70只，第四天100只……等老伴清扫鸡舍，发现了土鸭的黑色羽毛，罗药风开始怀疑，是自家的狗叼回了“瘟神”——黄响家病死的鸭，一切都晚了。短短几日，老罗计划春节上市的五百多只土鸡全数病死。

每天两簸箕死鸡，罗药风很心酸，“如果黄响照规矩，深埋或者焚烧那400多只死鸭，霍乱兴许就不会蔓延，我们这几户上千只鸡鸭兴许就不会死”。罗药风怀疑，另几户人家的家禽“出败”，可能是鸡鸭喝了从老邱鱼塘流入沟渠的水。

不远处，老邱的鱼塘旁，黄响正在跟收购农副产品的人谈生意，这名年轻的鸭农并不知道罗药风将土鸡的死归咎于他，也不知道跟前这名“酒店业务员”是记者。

黄响说，他拿几百只死鸭给老邱喂鱼，不为牟利。黄响告诉记者，老邱那六千多条埃及塘虱是以动物性饵料为主的杂食性鱼。为了喂鱼，老邱经常要到县城的屠宰铺收购一些动物脏器作为饵料。上个月，黄响的四百多只土鸭病死，他原计划深埋它们。但想到拿这些鸭给老邱，可以为老邱节约一笔收购动物内脏的钱，黄响就做了顺水人情。

与罗药风的想法不同，黄响认为，致家禽于死地的不是霍乱。黄响说，11月底，粤东大埔地区气温下降，并伴随着降雨。雨水呈酸性，低温与酸雨才是导致家禽生病的原因。

杀死上千只家禽的是霍乱，还是低温与酸雨？已经“死无对证了”——黄响家的死鸭只余下羽毛与骨头；罗药风家的死鸡丢进了沼气池，化成了水；另几户人家的死鸡鸭一个月前或者深埋，或者焚烧——上千家禽的病死成了悬案。

大埔县一个正规执业兽医也没有？

如果国家政策设计的动物防疫体系奏效，“上千只家禽为何病死”是可以水落石出的。

国家规定：任何单位与个人发现病死或死因不明的动物，都应立即报告当地动物防疫监督部门；动物防疫监督部门收到报告后，立即派人到现场进行初步诊断；能确定死亡病因的，应依照相关规范妥善处理尸体；不能确定死亡病因的，应立即采样送县级以上动物防疫监督部门确诊。如果出现大批动物死亡或发生重大动物疫情的，由省级动物防疫监督部门进行死亡原因或流行病学调查。

但理想的动物防疫体系，到了湖寮镇的大山深处，第一步就没落实。大埔当地一些农民死了鸡鸭，不到县城请兽医，也没上报疫情。

作为一个会用硫磺、生石灰给鸡舍消毒，知道病死的鸡要深埋、化制或者焚烧的“土鸡专业户”，罗药风却心怀“兽医无用”的想法。就算每天死两簸箕的鸡，罗药风也没动“去县畜牧局请兽医”的念头。

14年前，刚刚从国营汽修厂退休的罗药风搬进深山，成了鸡农。起步的头一年，罗药风就碰上了禽霍乱。他从县城畜牧局请了一名“股长”给他的鸡看病。这名股长当着老罗的面，解剖了生病的土鸡。“那人从鸡脖颈动刀，一刀下去开膛破肚，忙活了半天，到最后没救活一只鸡”，从那以后，罗药风成了坚定的“兽医无用论者”。

记者走访了几户农民，一些人也有类似老罗的想法。老百姓之所以不信任兽医，除了县城兽医医术有限，还有一个原因——大埔县全县没有一个拿到《动物诊疗许可证》的正规兽医。

2007年6月，梅州市开始实施“畜牧兽医体制改革”，要各县“逐步实行执业兽医制度”。“从事动物疫病诊断、治疗和动物保健等经营活动的兽医人员，必须经培训、考试，取得执业兽医资格”。但县畜牧兽医局工作人员李保坤亲口说，时至今日，大埔全县都没有一名正规执业兽医。

没有执业兽医，但大埔县畜牧兽医局旧址旁一间兽药店赫然挂着“动物医院”的招牌，全然不顾《广东省动物防疫条例》第25条规定，“未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擅自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两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还有多少动物防疫政策没落实？

    县畜牧兽医局的工作人员李保坤称，罗药风与黄响的说法并不属实。大安并没有出现“上千只家禽病死”的疫情。李说，县畜牧兽医局的下乡干部就驻在大安。那里并没有饲养上百只家禽的养殖大户。李宝坤电话联系了姓魏的下乡干部。这名下乡干部称，罗药风家确实死了鸡，但没有上百只，“罗家总共只饲养了60多只鸡，上个月死了几只，疫情不严重，所以没有上报”。

“死鸭为何成了塘鱼的饵料，‘病死及死因不明的动物尸体应无害化处理’的政策落实没有？”李保坤回答，多数形成规模的饲养场都可以自觉做到“病死家禽、牲畜无害化处理”。但一些散户私自处理一些病死家禽，县畜牧局囿于人手有限，“管不到千家万户”。

“不可能落实到千家万户”的防疫政策远不止“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这一条。罗药风与黄响都没拿到《动物防疫合格证》，他们的鸡鸭出售前也没有报当地畜牧兽医检疫部门进行产地检疫。这些不符合《动物防疫法》、《广东省动物防疫条例》的有关规定。

“人手有限”，李保坤认为，这是一些政策没落实的原因。李称，散户养殖的管理一般交由乡镇畜牧兽医站。有的乡镇，一个人就是一个防疫站。

记者了解到，梅州市实施“畜牧兽医体制改革”，考虑到了畜牧兽医站人力有限的实际问题，要各乡镇“健全村级动物防疫队伍，负责各个自然村的动物防疫工作，县级财政给予村级动物防疫员每月一定的防疫工作费用补助”。

2008年6月，大埔县的改革初步完成，实现了“每个自然村都有一名村级动物防疫员”。这些村级动物防疫员的主要任务是，向上级防疫部门报告疫情信息，配合乡镇畜牧兽医站，做好“强制免疫”等工作。

但今年全年，没有一名村级动物防疫员报告任何疫情，包括一个月前这起“上千只家禽病死，养殖户用死鸭喂鱼”。（应受访者要求，罗药风、黄响均为化名）

同富二厂的工人胡行安死了。11月3日，41岁的老胡死于送往增城人民医院的途中。胡行安的儿子胡庆说，这是工业区第三例工人突然死亡，同富一厂的四川工人李延（化名）证实了这一说法。

工业区20多家电镀厂，成百上千的工人仍然待在满是强酸、重金属、有机溶剂的环境下工作。一双胶质水鞋、一双棉布手套、最便宜的医用口罩，这些不足以保证工人们的健康。李延说，工人们都深知这一行的凶险，干两年就走人。但胡行安一干就是五年。

生命最后12小时的孤独

    生命最后12小时，胡行安蜗居于工业区一个鱼塘旁每月200元的出租屋，呼吸渐渐微弱。

11月3日上午8时许，胡行安的老婆毛代琼电话通知胡庆，让他中午去胡行安住的出租屋看看。老胡可能生病了。2日晚11时，胡行安曾电话联系远在东莞市博罗县福田镇的老婆毛代琼，说他头疼；3日上午7时许，毛代琼刚上班，电话又响了，胡行安说他还是头疼，人也从滚到了地上。

父亲头疼？胡庆没在意。2日，胡行安还给胡庆做了晚饭，席间胡行安并没感觉身体不适。胡庆没有停下手头的工作，作为工厂电镀流水线的一环，他不能分心。此刻，距胡庆上班的工厂不到1公里的那间出租屋，胡行安正挣扎在死亡线上。

“那天，我下班后去他的出租屋，我敲门他不应。我踢开门，看到他睡在地上，嘴唇乌青。”胡行安没有遗言，人已经没办法出声了。6日上午，记者见到了胡庆，今年17岁的他蹲在同富二厂门前，一口一口吸烟。

胡行安系非因公死亡？

11月5日下午，增城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的人开始调查胡行安的死因。当日晚，劳动局通知胡行安的家人：6日政府会介入家属与厂方的谈判。

谈判前，胡庆告诉记者，劳动局的人已初步认定，他父亲系“非因公死亡”。工厂只愿给两万私了。

记者旁听了家人与工厂的谈判：胡行安的老婆毛代琼从始至终泣不成声，胡行安的姐姐一开口就是40万；两名劳动与保障局的工作人员艰难斡旋，因胡行安死于自家，他们初步认定死因与工作无关；工厂代表说，既然胡行安死于“非因公死亡”，他们给两万已经仁至义尽了。

漫长的一上午，纠结到最后，工厂做出让步，赔偿金从两万涨到三万四，但这距家属死咬的30万相去甚远。家属坚持，同富二厂恶劣的工作环境是导致胡行安突然死亡的主要原因。谈判期间，劳动局的人再三表示，家属不认可劳动局的调查，可申请给胡行安做司法鉴定。但家属不想走这一程序，他们称如果厂方不给钱，就将灵堂设在工厂门前，拿胡行安的尸体示威。

同富二厂是不是血汗工厂？

走进同富二厂，记者见到了“血汗工厂”的影子。阴暗潮湿的厂房，强酸挥发出呛人的气体，厂房的铁门、纵横的金属管道布满了铁锈。胡行安的任务是用七台离心机甩干已完成电镀的产品，这是电镀生产线最后一道工艺。

同富一厂的工人李延与老胡有一面之缘。他告诉记者，胡行安的工作已经是这一行比较“卫生”的了。那些给产品去油、去锈、烘漆的工人更易于吸入强酸挥发的气体。但老李也说了，因为同富二厂规模小，工厂就一个车间，这意味着所有的工人都可能吸入毒气。

工业区里，同富二厂属于中下流。“也只有中下流的厂，愿意招40多岁的人。”胡庆所在的厂是工业区最正规的，但这家工厂只要年轻人。

“这的工人都很年轻。电镀这一行，顶多做两年。”李延说，他不会学胡行安，一干四五年，那些呛人的气体可是会要命的。

地下调查业的罪与罚

——近日，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法院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广州市一家调查公司负责人周建平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2009年2月出台的《刑法修正案》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记者暗访了解到，目前，广州市内仍有调查公司向外兜售通话记录、银行账户等公民个人信息。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这始终是民间调查公司的一处死穴。

“几年前，调查这一行凶险，是因为债务人的老拳、造假窝点的狼狗；如今，凶险源自一部法律。”李广，广州市一家老牌调查公司负责人，去年2月出台的一部《刑法修正案》让“李广们”坐卧不安。

《修正案》明文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它点中了我们的死穴，扼住了我们的咽喉。”“李广们”的不安应验了。近日，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法院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广州市一家调查公司负责人周建平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2008年11月，周建平于广州市昌岗中路成立了一家“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非法获取他人电话记录、银行账户信息等个人资料。2008年底，周向他人兜售了14份电话记录，牟利1.6万元。

“公开的秘密”

个人信息源自电讯商、银行等部门的线人

周建平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位于海珠区昌岗中路211号，注册资本1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商务信息咨询、社会法律咨询、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等。

“这些业务是幌子，它就是一家调查公司。近两年，叫‘调查公司’，就拿不到营业执照。市面上新开张的什么信息咨询公司、商务咨询公司。不管名头是什么，吃的都是调查这一行的饭。”一家调查公司的调查员洪军（化名）直言不讳。

洪军介绍，调查这一行的“主营业务”分个人客户与企业客户。个人客户的业务主要是婚姻调查与债务调查。以往，他们拿到“外遇老公”的通话记录，短短几天，就可确定此人与谁有染；拿到债务人的银行户头、房产等信息，此人“哭穷不还钱”的借口不攻自破。

洪军告诉记者，调查公司手头上这些公民个人信息的源头，就是那些“潜伏”于电讯商、银行内部的线人，这是调查业公开的秘密。李广也默认了这一说法。

几天前，天河北路中国市长大厦的一家调查公司的行政主管向暗访的记者报价，“3000元，我们就可提供一份省外客户的通话记录”。该主管还保证，“信息准确，是运营商内部的人给的”。

“已经不是可以随意兜售电话记录的年代了”，李广认为，一些调查公司铤而走险、无所顾忌的兜售公民的个人信息，会让调查业经营多年的线人资源一朝化为乌有。去年6月，广州以“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批捕了一家电讯公司番禺服务厅经理李某。此人曾以“用户个人资料每份30元、用户电话纪录每份100元”的低价向外兜售客户信息，获利几万元。

自己的线人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李经理”，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周建平”？调查公司的经理们忧心忡忡。

记者了解到，2005年“广州市社会调查业座谈会”上，就有调查公司经理提出，为保证潜伏于通信运营商内部的“线人”安全，今后电话清单不可以直接卖给客户。少数几家调查公司这么做了。

如今，李广的调查事务所依然提供“调查通话记录”的服务，但与几年前“明码标价”不同，现在的收费标准改为“面议”。事务所还声明“提供通话记录是为了调查传销、婚外恋等，不能涉及不正当目的。”

“地下的规矩”

最快的追账方式是“动武”

为牟利，一些调查公司沉沦为兜售公民个人信息的贩子，一些调查公司沉沦为追账公司。与“暴力”纠缠不清，是民间调查业的又一处死穴，“债务调查”是暴力的重灾区。

业内不成文的规定，债务调查的报酬一般是标的物的三到五成，调查公司追回100万的债款，至少提成30万。年关，到处都是收货款的企业、追贷款的银行，如此庞大的债务市场，调查业闻风而动。

“如今，几乎所有的调查公司都热衷追账”，李广手拿一张报纸的广告版，一脸苦笑。那一张广告版，15家调查公司纷纷用“债务专家”、“中小额欠款当日收回”等字眼招揽客户。

“中小额欠款当日收回？无论是跟踪取证，聘请律师，还是当街作秀，吸引媒体，都要绕弯路，一两天能追回欠款？这些号称‘中小额欠款一天收回、大额欠款三天收回’的公司，惯用的手法就是花钱雇社会人员，仗自己人多势众，向债务人施压。不怕他不就范！”

一位隐姓埋名的“资深追账人”告诉记者，广州市内少数已经做大的几家调查公司，怕踩到法律的红线，会让律师介入债务调查，以此向债务人施压。但很多起步没多久的小公司，一些没到工商部门登记的“地下公司”不怕越轨，动不动就凭借自己“人多势众”，胁迫债务人妥协。

记者暗访了几家调查公司，他们的手法印证了这名“深喉”的话。

天河路一家调查公司号称“文武双全”。公司经理介绍，“文的手法”是专为“企业债务人”，尤其是有知名度的“企业债务人”设计的。他举例，广州市一地铁站口，一家旅游公司当街叫卖一政府部门的白条，并赠送“安全套”，吸引了各路记者纷纷到场。这就是典型的“文的手法”，“企业、政府部门怕名誉受影响，一般都会就范。”

何为“武的手法”？这名经理称，“既然你手头的死账金额小，就没必要走弯路。我们公司的调查员会领一些人，蹲守在债务人的住所或单位，向他施压，必要的话‘动武’。”

体育西路一家调查公司也称，要追回区区几万元的欠款，调查员领一些人，上门与债务人谈判就可以了。“如果他好说话，愿意给钱，我们就温柔一些；如果他不给钱，我们就激烈一些！”

“一部分正义”

从调查“制假窝点”到调查“贪污官员”

婚恋调查面临拿不到电话记录等重要情报的窘境，债务调查深陷“暴力”泥沼。受形势所迫，少数老牌的调查公司正尝试改变。知名电脑公司、知名汽车配件公司、知名饮料公司……“李广们”正努力博取这些企业的信任，“为这些公司调查制假、售假窝点”成为调查业新的利润增长点。

李广介绍，如今，婚恋调查的利润不到费用的两成，债务调查利润高，风险也高。与个人业务比，企业客户委托的商业调查利润稳定。更为重要的是，“配合工商等部门取缔一些造假、售假窝点，能为调查业增色不少”。

“到岗顶蹲点，装作是江西顾客，告诉售假的‘马仔’，我们要批发商品。几经交涉，生意谈妥。我们再跟踪‘马仔’，顺藤摸瓜，寻到棠下小区的一个假货仓库。最后跟踪送货的面包车，确定制假窝点是郊区一家专门组装电子产品的作坊。”

简单几句话，李广讲完了一个商业调查的例子——不久前，李广手下的调查员受一家国际知名电脑公司中国区总代理的委托，配合工商等部门取缔了一家造假、售假的黑色产业链。

调查事务所会议室的公告牌上，李广手下几名调查员近期的“任务”一目了然，并不是所有的任务都以牟利为目的。记者看到，一项任务是调查某地官员的贪污。李广说，委托他们的是当地的居民，“他们能给的经费不多，但调查员还是出动了。”

为规避风险，不代理涉及刑事调查的任务，曾是李广的底线。之所以破例，李广说，“听完当地人的讲述，他动了恻隐之心。”李广强调，这些涉足刑事调查的任务，调查员会非常谨慎，“只举报线索，不与政府部门发生冲突”。

对话

禁令高悬，调查公司为何风生水起

李广，2004年创办了广州市九头鸟调查事务所，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会员，曾任湖北省鄂州市公安保卫干部学校校长，湖北黄石人民警察学校广州招办负责人。

记者：1993年公安部通知，禁止开办“私家侦探社”性质的民间调查公司。1995年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与国家经贸委联合发文，禁止开办追债公司。

为何国家明令禁止，调查业依然风生水起？调查公司为何如此热衷债务追偿？

李广：“公力救济”的局限给了“私力救济”生存空间。妻子怀疑丈夫不忠，想离婚却拿不出老公外遇的铁证；老百姓拿到胜诉的判决书，赔偿却无法兑现。为追账，旅游公司当街叫卖旅游局开的白条。这些就是调查公司的市场，与公力救济比，调查业提供的是有偿服务。我们趋利，所以更卖力。

调查公司热衷于债务追偿，也是趋利。业内，债务追偿的报酬一般是标的物的三到五成，我们追回100万的债款，至少提成30万。

国家明令禁止，不允许以公司名义追账。但《民法通则》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这给调查公司提供了周旋的余地，调查员个人与债主签订“债务调查”的合同，这是合法的。

记者：如何规范调查公司的经营行为？

李广：目前，规范经营行为，主要靠各家公司自律。2005年，为了改变无序竞争的状况，几家调查公司碰头，开了“首届广州市社会调查业座谈会”。作为从业者，我们也明白——只有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规范经营行为，维护行业的形象，调查业才不会刚起步，就走到了末路。

时至今日，国家不认可我们的身份，不会专门立法，规范我们。我们组织一个“地下行业协会”，但一个官方不认可的组织改变不了调查业良莠不齐的现状。

记者：今年5月，九头鸟成为广州第一家成功注册“私人侦探类”商标的调查公司，一些乐观的声音，认为允许注册商标意味“私家侦探解禁将至”。作为当事人，你怎么看？

李广：工商总局商标局之所以将“侦探公司”列入新的《商品和服务商标注册区分表》，是世界商标知识产权专业组织的要求。拿到商标，不等于解禁。但我相信，早晚一天，国家会开放调查业。官方力量虽然强，但囿于人力物力有限，不可能什么都管。婚变的家庭、企业的死账、充斥市场的伪劣产品，我们不应忽视这么大的市场。

我们也愿意看到，调查公司走向正规。调查业不仅可以作为公力救济的补充，还可以创造税收，解决一部分退伍老兵、大学毕业生的就业。

广州，请给新疆男孩的故事一个美丽结局

5岁男孩身患地中海贫血症，昨晚手术

晚上6：00，又要给8号床男孩清洁口腔了。护士拿棉签蘸药水清洁完，男孩自己开始漱口。漱口水先要倒满一个漂亮的淡黄色的小杯。病房是隔音的，男孩拿手跟记者比划——漱口水要用完5杯。

男孩的妈妈告诉记者，化疗期间，为了防止口腔感染，这些清洁每天要重复4次。

男孩杨文今年5岁，去年9月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102团到广州，治疗地中海贫血。这类血液病很罕见，如果不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就不停输血维持生命。5岁的杨文，现在，血管内流淌着91位陌生人的鲜血。

这回是男孩第二次到广州。四年前的九月，广州一家医院通知男孩的妈妈文萍，如果不给患地中海贫血的孩子做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孩子最多活到10岁。但是，仅手术费一项就要30万。“30万是天文数字”，合适的配型供者就在眼前，但拿不出巨额手术费，文萍只能领孩子回新疆老家。

去年，澳门一家慈善会资助男孩杨文20万，给他治病。拿着这笔钱，文萍跟丈夫杨家泽领着孩子再次南下。今年8月11日，文萍终于等到了福建一名骨髓供者体检合格的消息。

昨晚，那位远在福建一所大学任课的年轻老师的造血干细胞已经空运到广州。男孩的手术顺利完成。文萍跟杨家泽非常高兴，但他们还有忧虑，“手术前后预计要花30万，我们实在筹不到最后的10万了。”

“我们最怕手术后半年的费用跟不上”

昨天下午5点，护士通知文萍，受到台风凯萨娜的影响，运送造血干细胞的CZ365次航班晚点了。“也有好消息，干细胞的采集顺利完成了”，文萍自己有些紧张，但她还要安慰孩子的姥姥。

文萍的脸色很憔悴。因为10月底的手术突然提前到9月28日，留给文萍筹款的日子陡然紧张。9月15日，丈夫杨家泽又进入隔离病房陪护孩子。每天，四处筹钱、跟福建骨髓库联系、给丈夫儿子送饭，所有这些，文萍一个人忙碌着，孤军奋战的身影有些单薄。

“孩子的爸爸也不容易。从9月15日到今天，那间隔离病房，他一待就是半个多月。白天唯一的活动就是照看孩子，晚上就睡在一张折叠床上。”

“今天手术成功了，我们再辛苦，也没有怨言。现在就是怕，手术成功了，孩子免疫系统恢复期间，费用跟不上。手术前后预计要花30万，但我们只有澳门慈善会资助的20万。”文萍说，今晚手术后，杨文还要留院观察几周，出院后，他们一家至少还要在广州待半年。

现在，他们一家住在南方医院旁的蟹山村，一间民房，每月租金500。文萍计划，孩子出院后，到云景花园租一套房子，“因为孩子免疫系统恢复期间，住的地方要求很高，要空气流通，室内温度要稳定，连空调都要经常清洗。”租云景花园的房子又是一笔让文萍头疼的费用。

“我们家离广州不远，坐火车只要四天”

因为持续的化疗，这几天，杨文有些消化不良。手术前的晚饭，杨文只想吃白粥。

杨文跟记者说，“哥哥，我们家离广州不远，坐火车只要四天。”杨文的老家远在1万多公里外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102团。今年5岁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从中国西北到了中国的南疆

文萍、杨家泽祖籍都是四川。上世纪60年代，他们的父辈响应国家号召，到新疆支边。

2001年，从小就相识的文萍、杨家泽喜结连理。婚后，夫妻二人去到北京，开始了北漂的生活。2004年4月16日，北京宣武医院，文萍跟杨家泽的儿子杨文出生了。孩子给已经北漂三年的小夫妻莫大的鼓舞——虽然租住的民宅非常简陋，虽然每月的收入只够一家三口的温饱，但文萍感觉到的是幸福。

但好景不长，不幸随后降临。

2005年3月3日，北京儿童医院确诊杨文患有β地中海贫血重型血液病，文萍随后就拿到了孩子的病危通知书。“大夫说，杨文最多活到5岁。”

确诊那天的情形，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那天，我妈一早就到了医院。从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她就坐在医院病房外的楼梯台阶上，连午饭都没吃。我以为是我妈的风湿又犯了。还是孩子的主治医生私下告诉我，说孩子姥姥等了一天，是在等外孙的化验单。大夫说，我妈求他瞒着我，怕我挺不住。”

地中海贫血，文萍说，那天是她第一次听说这么冷僻的医学名词。“大夫说，要给孩子输血，输去除白细胞的红细胞悬液。还要做去铁治疗。如果条件允许，要做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这才能就孩子的命。”

四年前，广州给了他们一次希望

“四年前的9月，广州给了我们一次希望”，2005年4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给杨文做了HLA分型，文萍开始给孩子寻找合适的骨髓供者。

“我们焦虑地等了5个多月，05年9月中华骨髓库通知我们，发现了一例配型供者。北京的大夫还说，因为地中海贫血南方多发，建议南下做骨髓移植手术。”

那是杨文一家三口第一次到广州，那也是杨文确诊后第一个希望。但广州一家医院医生给文萍交底，移植手术可以做，但他们可能拿不出那笔钱。医生告诉文萍，想救孩子，一定要做造血干细胞移植。“大夫说，定期输血、做去铁治疗，孩子最多也只能活到10岁。”但是如果做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仅手术费一项就要30万。

供者就在眼前，但是拿不出30万，就没办法救孩子。“当时，我们已经花了几万块钱，我们的积蓄、我们父母的积蓄都没了，我们卖了新疆老家的房子，连我的婚戒都卖了”，2005年11月，文萍跟杨家泽辞去了各自的工作，告别了北京，告别了广州，回到新疆。毕竟，“老家的治疗费用低一些。”

四年后，广州能不能给故事一个美丽结局

但这四年，文萍跟杨家泽从没停止努力。他们原计划，靠自己的努力，给孩子攒够30万的手术费。

杨家泽回到老家，借钱在乌鲁木齐鲤鱼山路开了一家汽车修理铺，无论寒暑，夫妻二人都辛苦工作。但是，7岁前的孩子最适合做手术，眼看杨文一天天长大，文萍一天天焦虑。为了救孩子，她只好求助社会。文萍自己也没想到，他们的经历会感动那么多人。通过媒体报道，很多人都知道了新疆男孩杨文的故事。新疆各地的群众纷纷献出他们的爱心。

2007年9月，澳门一家慈善会到新疆组织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慈善总会向他们介绍了“地贫孩子”杨文的情况，慈善会随后答应资助杨文一家20万。

拿到这20万，文萍跟杨家泽领孩子再次南下广州。

从去年3月到今年8月，从台湾骨髓库到中华骨髓库，今年8月11日，他们终于等到：中华骨髓库编号“0401092531”的供者体检合格。“供者今年27岁，是福建一所大学任课的老师，但他不愿透露姓名。”

昨天晚上，供者的造血干细胞空运至广州，杨文的移植手术顺利完成。

2005年的春天，北京一家医院的大夫给杨文下了病危通知，说孩子最多活到5岁。今年4月16日，杨文5岁了。那天，蟹山村的一间出租屋多了一个蛋糕，杨文跟爸爸妈妈一起吹熄了生日蜡烛。

“希望广州的好心市民可以帮帮我们”，这是文萍的心愿。

医院门口成死者灵堂，闹剧如何能让死者安息

事发白云区东仁医院，死者家属与医院最终和解

7月12日晚11点半，从广州市白云区东仁医院紧急送往南方医院的患者李文定，经抢救无效死亡。

昨日，弟弟的尸体还停在殡仪馆，弟弟的灵堂却已设到了东仁医院的门口，哥哥李明智要医院给弟弟的死一个说法。虽然一个月前，李明智与东仁医院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第七条声明“双方均不得以任何理由采取过激行为影响各方正常的生活或经营活动”。但昨日上午10点左右，死者家属还是叫了近百名街坊，大闹东仁医院。他们挂起横幅，摆上花圈，点燃香炉。死者的遗照放在医院门口台阶的正中央，装裱照片的玻璃已经碎了。

现场：医院门口近百人祭奠死者以示抗议

医院门口扯着大横幅，“东仁医院，一针打死人；无良医生，还我公道；无良医院草菅人命，如此残骸平民患者。”死者的遗照放在医院门口的正中央，纸扎的花圈、点燃的香炉摆在旁边。装裱遗照的玻璃碎了，照片上帅气的李文定面带微笑。地上到处都是纸钱，这些应该烧给死者的祭品如今扔在地上，医院门口来来往往的行人从上面踩过。走进医院，大厅两侧，对峙的警方与死者亲友都在休息，有人抽烟，有人吃着便当，有人在分发矿泉水。

目击者李先生称，死者亲友曾与医院保安发生了冲突，原因是保安要强行撤掉医院门口的横幅。记者找到了刚刚与保安争斗的几名年轻人，他们都是李文定生前的好友。小罗是他们中间的一位，7月12日当晚就是他与李文定的堂兄陪李文定到东仁医院看病。

小罗告诉记者，他们上午9点多赶到医院，要为好友的死讨个说法。他们没想要闹事，都等在医院外，让几名死者家属先上去交涉。10点多，家属出来说医院的态度不好。于是，这些亲戚朋友们决定，就在医院门口示威，让医院让步。

一名身穿黄色短袖的年轻人说，他们只是示威，为死者上香、献花圈，并没有其他过激的举动。但医院保安想强行撤掉门口的横幅，他们上去阻拦，双方起了冲突。

起因：两瓶点滴，21岁的生命陨落

李文定今年刚刚21岁，广东韶关人，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学校汽修专业毕业，现在在广园路一家公司当业务员。

7月12日晚上，李文定肚子疼。晚上10点多，小罗与堂兄陪他到东仁医院看病。急诊室的医生说是肠胃炎，要他吊点滴。10点半前后，第二瓶点滴吊到一半，李文定的情况突然恶化。脸色铁青，两脚麻痹，他跟朋友说，“好辛苦，好辛苦，呼吸不了”。当晚陪李文定吊瓶的小罗说，医生闻讯赶到，李文定被送去抢救。“抢救了10分钟到20分钟吧，医生要求转院。”30分钟后，李文定被送到南方医院。“到南方医院抢救了3分钟，医生告诉我们，病人已经停止呼吸。”

小罗回忆，李文定生前身体很好。6月份，李文定报考的士资格证参加了一次体检，顺利通过。李文定原计划辞了业务员的工作，去做一名的哥。一家的士公司愿意与他签约，8月份，李文定就可以上岗了。

纠纷：一份让家属不满的尸检报告

7月14日，李文定的哥哥李明智、姐夫冷文龙与东仁医院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双方同意：为死者进行司法鉴定，以确认死因。拿到尸检报告后，双方依法定程序解决纠纷。东仁医院还许诺，从人道主义出发，尸检期间为5名死者家属提供食宿，费用由院方支付。这份协议书特别声明，“双方均不得以任何理由采取过激行为影响各方正常的生活或经营活动。”

8月10日，双方终于等到了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但拿到这份尸检报告后，双方并没有走上最初约定的法定程度。昨日李明智一家大闹东仁医院，让一开始还愿意坐到谈判桌前的双方一时间势同水火。

分歧一：李文定的死是否因东仁医院的过失？

家属声音：医生医术不精是导致李文定死亡的主要原因。死者家属不理解，好端端的一个人送进医院，两瓶点滴后怎么就病危了。死者的好友小罗称，7月12日当晚给李文定看病的医生只有《乡村保健医生证书》，没有正式的《医师执业证书》。他们认为，如果是合格的医生，李文定不会死。

院方回应：尸检报告证实，李文定的死与医院的治疗无关。院方出示了《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这份尸检报告的结论是，“李文定在患有嗜铬细胞瘤的基础上，因脑干脑炎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这份报告还提到，“不支持死者生前发生药物过敏反应”。

院方代表邓广宏补充说，无论家属有什么异议，都可以上报卫生局，由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裁定院方有没有责任。记者了解到，国务院制定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规定：如果持《乡村保健医生证书》的医生，其诊疗活动不存在违法乡村医生规范的医疗过失情形，该医生不对患者的死亡承担责任。

分歧二：处理纠纷要不要走法定程序？

7月14日，李明智与院方签订的协议书第五条声明“尸检鉴定结果出来后，甲乙双方均同意按法定程序解决纠纷”。但现在，李文定一家反悔了。

院方声音：院方代表邓广宏称，拿到尸检报告后，医院于周五通知死者家属到医院协商，计划于17日到卫生局申请仲裁。但死者家属以没拿到尸检报告为由拒绝了院方的要求。邓广宏说，昨日（16日）上午九点多，死者家属一行8人赶到东仁医院要求赔偿，并称有关部门都会袒护东仁医院，他们要求医院赔偿20万私了。医院不同意，大概10分钟后，李文定一家就领着近百人聚集到医院门口。

家属回应：一名李文定的朋友说，死者家属不愿意走法定程序，可能是因为那份尸检报告。一方面，尸检报告称死者死于“嗜铬细胞瘤”，这么罕见的病症让死者怀疑报告的可信度；另一方面，尸检报告的结论于家属不利，让家属怀疑有关部门故意在袒护医院。

死者的父亲说，他们家是农村的，不懂得那么多程序，他们感觉，医院一手通天。现在，人已经死了，他们只想得到相应的赔偿，也给儿子一个交代。

下午两点，死者亲友与近百名街坊仍然守在医院门口，警察与他们对峙着，但现场的气氛并不紧张，双方都有些疲意。东仁医院的其他诊疗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与往日不同的，是医院门口醒目的横幅，还有大厅满地祭奠死者的纸钱，但李文定并不死在这里。

昨日上午的闹剧惊动了警方、卫生局、街道。多方调解下，昨日下午，死者家属与院方最终都做出了妥协：出于人道主义，院方提供一笔补偿，死者家属表示不再与医院为难。

17日，大三学生庄小歆溺亡小区泳池

两名救生员“巡视”，都没看到小庄溺水？家属不信！

800平方米多大，一道小学的算术题考倒了中海康城的物业。长40米、宽20米的长方形面积就是800平方米，两名“专业救生员”看管不了“800平方米的泳池”?

17日，广州大学物理系大三男生小庄溺亡于中海康城小区泳池。小区物业称，当天下午，两名救生员在场，他们正在“800平方米的泳池边巡视”。庄小歆的亲友无法原谅：既然两名救生员在场，为什么小庄溺水后足足八分钟，救生员都没出现？

他是家中的独子，明年大四，他还想考研

庄小歆的母亲怀抱着儿子的遗照站在小区门前，泪流满面。她的身后是庄小歆的同学们，昨天上午，他们从广州大学赶到中海康城小区。烈日下，这些年轻人举着横幅、拿着标语、喊着口号，向街坊们分发传单。他们要求小区向社会公开当天泳池的监控录像。他们要一个答案：小庄溺水后，“两名巡视的救生员”到底在哪。

庄小歆是潮汕人，今年22岁，广州大学物理系大三的学生。今年暑假，庄小歆决定不回家，待在学校复习功课，他想考研。上周五，小庄到中海康城小区的叔叔家看望爷爷奶奶，叔叔婶婶留他多住几天。周一（17日）下午三点，小庄去小区泳池游泳，不幸溺水身亡。

庄小歆的婶婶说，小庄想去德国读书，亲友们都很支持他。他父母都已经50多岁了，小庄是他们的独子。三口之家并不富裕，但学有所成的小庄给了这个家希望。

足足8分钟，两名“巡视”的救生员才看到小庄溺水？

中海康城物业主管说，小区的泳池证件齐全，聘用的是专业的救生员。泳池开放的话，三名救生员都会到场。小庄溺亡的当天下午，“一名救生员正在泳池外围工作，两名救生员在泳池边巡视，看到小庄溺水后，他们进行了专业的急救。”

“他们没有巡视，那天下午天太热，他们去树荫下纳凉了”，当天听到有人溺水，赶到泳池的住户说，“我看到他们赶到以后，捞起小庄放到岸边，让小庄仰面平躺着，一边用手压他的胸部，一边做人工呼吸。”随后120赶到，医生竭尽全力抢救，但小庄没能醒来。

小区泳池当天的监控录像纪录了庄小歆生命最后的30分钟。“游了十几分钟，他突然开始挣扎，就3分多钟小庄就没法动了。失去知觉的他浮浮沉沉了足足8分钟，救生员都没有出现！”小庄的叔叔看完录像，无法相信物业说的，“泳池边，两名救生员正在巡视”。

泳池还会开放，但泳池还能不能让人放心？

庄小歆溺亡的泳池很小，一边是浅水区，一边是深水区。深水区长约40米，宽约5米。深水区岸边就是一个高凳，那是救生员的岗位。小庄溺亡后，泳池不再开放。亲友们在深水区岸边点燃了香炉，放了一篮水果、纸钱。

小区的物业主管说，出于卫生的考虑，这几天泳池不再开放。不久后，泳池还会照常营业。但一名小区的住户告诉记者，他们一家人都不会再去这个泳池了。“这么小的泳池都会淹死人，以后谁还敢去？”

17日当晚，听到孙子的死讯后，“白发人送黑发人”让庄小歆的奶奶非常伤心，几度哭死过去。出院后的老人写了一封信要给媒体看，“泳池本是孩子最喜欢的地方，孩子都想到那去玩，却没想到那里却成了他的葬身之地。那里有救生员、保卫员。孩子落水时，这些人为什么无动于衷，为什么见死不救？”

我记住了电影《单车环岛日记，练习曲》的那句话，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我希望我可以成为《看电影》的一员。 

毕业前的学院兵荒马乱，所有的一切始于我们过去梦想的全球化。美国的“次级贷”危机席卷了地球，我们毕业后的生活似乎还没开始就注定是末路穷途。这几个月，毕业生奔命于各大企业的招聘会。城市车水马龙，太阳照常升起，我们的生活却无可期待也无所祷告。 

我在武汉大学待了3年，在广州的报社待了半年。我是路人甲，为了生活的压力，也忘了生活的尊严。这些天，我居然很羡慕武汉的公车司机，一份工作然后朝九晚五。我随大流去了一些招聘。一次次非常违心、非常无奈，用粉饰太平的方式粉饰我自己。我问我自己：那些看上去很美的高薪工作就是我的理想？成为一个大脑格式化的西装男是我要的生活？ 

几年前，一个理科生以超出复旦大学录取线20分的高考成绩毕业，却近乎疯狂的选择了武汉大学新闻系。因为我喜欢写作，文字让我感觉到我是一个存在；我喜欢媒体行业，混合了私人体验与大众意识的载体让我兴奋；我喜欢电影，喜欢电影人物呼吸的不同频率，喜欢一种久违的感同身受。我应该有所觉悟：我不想让理想成为扯淡的空谈，我不想堕落于沉默的螺旋之中失去自我，我不想被流行的媚俗所同化，我想通过电影的锋利与迟钝、浪漫或者市侩去实现我的意义。 

我希望我可以成为《看电影》的一员，我大学几年的积淀都是为此。泰戈尔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星星之间的轨迹，而是纵然轨迹交汇，却在转瞬间无处寻觅。”我寄出我的简历，至少证明我这几年的所爱不是没有意义。 

大学的几任女友和我分手都是因为我无可救药的宅。3年多光阴，我宅在宿舍看了近600多部电影，这是我大学生活最伟大的爱好，也是制造我所有虚伪的孤独，所有傲慢的愤怒，所有滑稽的忧伤，所有可悲的焦虑的凶手。可是因此，我热爱电影，我喜欢一个情人给予我的疼痛。这几年，电影迫使我成了精神上的受虐狂，我时常连续呆坐10个小时，只为重温《魔戒三部曲》；也强迫自己坚持看完没有字幕的方言版的《赖小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电影，我的电影是我的记忆，我的牧师，我的情人以及我的生活。 

“电影是我们的意识，是意识组织物质形成的乌托邦；电影是我们的情感，是情感结合寓言演绎的悲欢离合；电影是我们的理想，是理想完成后的大哭，是理想落空时的大笑；电影是我们私人的宗教，是光影流转的忽明忽暗之间，混合了祈祷与诅咒的仪式；电影是我们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是我们如影随形的成年经验；电影是我们的生活，只是这生活满是忧伤却流不出眼泪，只是这生活之中，恋人们的吻别，歌手墨绿的刺青，以及城市的钢铁森林都是人为的一个文本，幕后的是导演的人文情怀与制品人商业精神的合谋或者拉锯。” 

感谢这3年多500多部电影，以及我床头书柜上几十本《看电影》，这些占用了我大部分休闲的同时，也让我理解了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福柯的话语权力，以及麦克卢汉的 “媒介是人的延伸”等等理论的意义。我希望我余下的生活都在为电影立传，为电影言情，让电影塑造我的人格，燃烧我的热情。

    破坏武汉大学的人文环境是否可以作为反对建桥的唯一理由？

   “破坏人文环境”。又谈人文？我只想说去你妈的人文——谈人文就没意义了，多少人明白人文这概念的真正内涵。“武汉大学的人文环境”，就武汉大学有人文内涵？武汉大学的历史可追溯至张之洞的自强学堂，那又如何；是先有这所学校，还是先有这座城市？这座见证了武昌起义的炮火，见证了武汉保卫战硝烟的城市就没有人文内涵？ 

    建不建桥的问题，不要到了最后沦为——武汉大学师生死命捍卫的“人文环境”与武汉市民日常出行的便利之间的博弈——真正的问题是，这座桥建了有没有意义？这座桥建了以后，会给多少市民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人文环境，这概念听起来就怀疑很虚无。也许人文环境包括武大周边的天然环境，很多学生不愿意建桥，因为他们认为每天早上起床，站在“樱顶”看到一座钢筋混凝土的庞大建筑是非常可怕的——任何理由都是合理的，但是学生不想站在樱花中看到大桥是否有资格成为决定是否建桥的关键理由呢？ 

    还有坊间流传，建一座高架桥会破坏武汉大学的风水。不知道从何时起，风水也成了大学生嘴上的人文环境？一座高校的兴衰估计不是由几个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决定的，大学之大不是成于大楼之大，大桥之大；但大学之大，也绝不会单单败于大楼之大，大桥之大。如果门口建一座桥，武汉大学的师生就没有了复兴武大的出路；如果门口建一座楼，武汉大学的师生就看不到明天照常升起的太阳，就忘了如何仰望天空思考人生——这绝不是一座桥，或者一座楼的问题。 

    该不该建桥，我想，我们应该去问问每天堵在路上的武汉市民，问问每天跑在路上的出租车司机，问问每天在高架桥工地施工的师傅们——也许大多数武汉市民认为这座高架桥是必要的，可以提供很多便利；也许出租车司机很欢迎这座高架桥，这座桥兴许可以让他们每天多赚些油钱；也许工程师、民工兄弟们可以向我们保证，这座桥会建的结识，会修一些用于隔音、隔尘、方便行人通过的设施，将高架桥的负面效应降到大家可以接受的地步。如果武汉市绝大多数的市民都认同兴建这座桥，学生因为不想看到一座钢筋混凝土建筑就要拆除一座在建工程，类似的想法是不是过于矫情？ 

    张在元院长说，“武汉所拥有的公司、工厂、哗众取宠的小区，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是昙花一现。只有武汉大学在大浪淘沙的历史激流中，成为见证人类文化的中流砥柱。”我坚决反对武大学生持有类似的心态——这是如此典型的精英心理。试想武汉市民看到这句话的感受？很多同学是土生土长的武汉市民，试问你们，某一天为了见证人类文化的中流砥柱的武汉大学，要推倒你们家住了十几年但注定要消失于历史激流的住宅楼，你就没有怨言？何况，武汉所拥有的公司、工厂、“哗众取宠”的小区，在历史的长河中也许只是一现的昙花，但绝非张在元院长所说的那么无关紧要——武钢见证了什么？汉正街见证了什么？ 

    我不是赞成建桥，我只是反对一种倾向——不要过分强调如何让去保护武汉大学。这会显得我们傲慢并且小气，持有对武汉这座城市的偏见，持有对武汉市民的不敬。武汉大学以及周边看上去美得不食人间烟火才是最重要的吗？“百年武大风貌犹存”真的比百万市民出行便利还要重要吗？别这么想，也别这么说，否则即使我们保护的不仅仅是武汉大学的环境，也保护了武昌的环境，保护了武汉市民们安宁的生活，他们依然会反感我们。 

    武大学生应该学会询问市民的意见，高架桥附近居民的声音也许是我们最强有力的声援。之前我说，我们要听取市民的意见，听绝大多数的市民是不是都赞成建高架桥解决交通问题，这不是说，只要大多数武汉市民同意了，这座桥就是合理的。为了大多数市民出行的便利就牺牲高架桥附近常住居民的生活质量，也是我们要反对的多数派的暴力。如果附近常住居民认为建桥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忍受不了伴随高架桥而来的噪音、废气、灰尘，虽然他们是少数人，但这座桥是不应该建的。 

    归根到底，建不建桥是涉及高架桥附近常住居民日常起居的问题，武汉大学的师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常住居民，我们反对的意见不足以代表其他人——想反对这座桥，武汉大学的几万学生走上街头也许是有效的，但这也许并不是正确的事情。 

    武大学生应该做什么？也许去深度采访高架桥周边的居民，向他们普及高架桥起到的正面作用以及带来的负面效应，然后询问他们的意见；去广泛调查武汉市民，了解市民是否迫切需要这座高架桥来缓解交通的压力；去采访城市设计的专家，询问高架桥是不是解决交通的唯一途径，是否有替代方案。等等这些工作都是有意义的，最后争取提交一份调研报告——也许报告不是最标准的环评数据，但是，这份报告代表了绝大多数的民意与权威专家的意见与建议，这份报告的出发点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武汉大学，也为了改善市民的日常生活质量……这份报告的文本也许乏味，没有几万人走上街头那么热情、那么浪漫、那么过瘾，但也许是最能体现武汉大学人文气质的方式了。 

    一句玩笑——武汉大学，在反对建桥的斗争中，最好不要一个人去战斗。武汉大学学生所能扮演的最好的角色也许应该是武汉市民的代言人，要记住一个伟大的经验：争取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始终是我们取得胜利的途径。

      执业药师执照、轮机师执照、网吧经营执照……这些代表特殊技能或者特许经营的证件如今成了私下交易的紧俏商品，有无数人叫卖，也有无数人追逐。

执业药师执照可以出租？

15日，记者在百度“药师吧”上看到一则“广东中药师证寻挂职”的广告：“本人有中药师证，7年药店及医药公司工作经验，熟悉GSP各项流程，可在广东省范围内进行药师挂职，及新老药店验收挂职。联系020-39****27。”

近日，这些频频现身于“药师吧”和各大药师论坛的广告引起了记者关注。投放广告的都是一些已经拥有执业药师资格证的人，他们想出租自己的资格证书给药房，以赚取租金。

记者以药店的名义联系了其中一名西药药师。这名药师留言说，想把自己的资格证出租给有意在广州市区开药店的人。他不久前刚刚获得了执业药师资格，证书上还没有注册单位。一张没有注册任何药店的证书现在奇货可居，他给记者的开价是租金每月400元。这个报价是广州一名全职药师月薪的1/8。

一番讨价还价，全年租金也只能便宜300元，这名药师告诉记者，行情如此：出租药师资格证书意味着还要提供其他方面的服务：每年药监部门例行的GSP认证（药品质量管理认证），他要做；平时如果有药监部门检查驻店药师，他也责无旁贷，要独挡一面。何况，他的一纸证书以前没有注册药店，如果记者租用，他可以去药监部门注册，成为新药店专属的驻店药师。以后即使他从没上岗，药监部门从手续上也看不出蛛丝马迹。“你不要嫌贵，还有很多人等着要。今天下午就有2、3个电话问，只是他们在佛山，我不想跑太远。” 

挂证，执业药师的无奈之举？

“执业药师群”管理员阿冬告诉记者：这个行业拿药师资格证出租的人很多。

“准确的说，这不是一种租赁，因为出租药师证之后，我们还会提供必要的服务。”在业内，药师们称出租资格证的做法叫做“挂证”。“挂证”更接近于兼职：这些药师平时不去药店，拿到佣金以后，每年为药店提供GSP认证等服务，当然也包括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

驻店执业药师小胡觉得他们正在沦为站柜台的推销员。拿着与普通店员相差无几的佣金，他们感到不满。一名药师在药师内部论坛上诉苦：“在岗的执业药师们，谁没有酸楚涌动？每年GSP认证的时候，为了应付国家药监局、省药监局、市药监局的检查我们加班加点，却被要求——多干活少讲待遇。”

记者了解到，执业药师每年还要参加药师注册中心的继续教育，开销大概是240元；不进行继续教育的话，执照就会被注销。“并不是所有的用人单位都愿意报销这笔费用”。

“待遇不高，每年还要花钱养活执照。”药师论坛内部发起了关于药师出路的讨论，绝大多数人都投了“挂证”一票。阿冬告诉记者：冒着被注销资格的风险出租执照，药师们也是迫不得已。当年辛苦考上这个执照，谁不想学有所用？但如今执业药师的处境每况愈下，药师们权衡再三，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稀缺的执业药师原来不值钱

近日，记者从广东省执业药师注册中心了解到：目前广州省注册的执业药师8千多人，对比全省几万家医药零售店，人才严重短缺。

零售终端药师稀缺，出租药师执照的广告却满天飞。一个经营药店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很多零售药店老板嫌执业药师月薪3000元太高，他们觉得执业药师平时派不上用场，GSP认证时撑撑门面而已；与其聘请药师，不如低价倒手一个证件。执业药师们却认为月薪3000没和普通店员的待遇拉开距离——执业药师是专业人才，理应得到更高回报。执业药师资格到底是什么价？恐怕每个人心理都有自己的算盘。

业内人士分析：近年广东药师“挂证之风”盛行可能与06年医药零售行业的新政有关。2006年，《广东省开办药品零售企业验收实施标准（2006年修订）》开始执行，新标准规定：医药零售企业质量管理机构负责人或质量管理人员应具有执业药师执业资格或药师以上技术职称。而在之前的规定里：药店负责人只需具有中专以上药学或相关专业的学历，并有一年以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工作经验。

看上去，医药零售业的新政似乎给了执业药师很好的上位机会，他们会成为各零售药店的中流砥柱。但现实状况却大相径庭：如今，这些执业药师成了药店眼中的鸡肋。一方面开办新药房需要执业药师；另一方面为了节约开销，药店又不愿高薪聘请他们。 

没有药师，药店照常卖药，市民照常买药

执业药师嫌待遇低不愿意做全职，药店老板招聘不到药师怎么办？近日，记者以要接手旧药房的名义联系了一些药店个体老板。接触中，记者发现：找个挂名的药师充数已经成了不少个体药店惯用的招数。

白云区广花路一家药店答应记者：如果愿意接手，没有药师不要紧，他们现成的药师执照可以连同其他证件一起转让。番禺市桥镇的王老板也很坦然，“药店的药师是医生挂名的，我一年付他一次佣金。”王老板长期从事医药零售，浸淫此道。他指点记者：不用担心挂名药师被发现，“平日如果有什么检查，会提前通知我们。”

记者走访发现，广州市大型医药连锁店都聘有注册的执业药师，不过大部分药店却没有人为市民提供药品信息咨询。在东兴南路一家大药房，记者向营业员询问有没有治疗结核病的药。她们向记者推荐利富平，却没有营业员提醒记者，治疗结核病，单独使用利福平会产生很大的副作用；也没有营业员警告记者：利福平必须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不少市民并不知道每个药店至少要配备一名执业药师，去药店买药也就随口问问身边的营业员，大多数人没想过要咨询药师。从事贸易的陈小姐告诉记者，她去药店买的大多是常用药，不太在意药店有没有药剂师。就算没有药师，她也不觉得奇怪。 

空白药师证出租，手续上瞒天过海？      

大多市民并不知道，根据《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试行）和现行的《处方药与非处方药流通管理暂行规定》的规定：“销售处方药和甲类非处方药的零售药店必须配备驻店执业药师或药师以上药学技术人员。”广东省2006年的新规定中，珠三角地区药店营业场所面积在200平方米（含）以上的，质量负责人应具有执业药师资格；企业营业场所面积每超出开办标准150平方米，需增加一名具有执业药师资格或药师（含）以上技术职称的药学技术人员；有中药材或中药饮片经营范围的，则还需配备一名中药师（含）以上技术职称或执业中药师资格的人员。

    为了达标，不想聘用全职药师的药店想到了租赁执照。不愿驻店的药师，也愿意出租闲置的证件。这次，买方卖方一拍即合。药监部门也了解到这些情况，但是稽查的难度很大。

    但是，刘主任也解释说，对于那些刚刚获得资格证新药师就参与“挂证”的情况，药监部门目前还很难追查。新药师的药师资格证上是空白的，可以将“挂证”单位注册为自己的工作单位，即使他们从不上岗。这些手法在手续上没有任何马脚。

乐观主义者的就业观

   “生活不是好莱坞的励志电影，四年前‘大逃杀式’的高考实在是小儿科，因为四年后的七月，如果你选择跌入千军万马的就业大军，就会马上明白你之前二十年所有关于工作的想象都是神话。不过不要埋怨你楼上哪个木讷的男人或者你班上哪个妖艳的女人动了你的奶酪，因为当好运敲门的时候，不要说礼服，你连内裤都没有穿好。”

   这些文字的作者是荷西，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4级的学生，他最近经常如此感慨生活。几年前他还可以意气风发的说，“没有理想，过于现实主义的人是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的悲剧人物”；但是现在他告诉记者，他的目标是底薪1500的工作。他每天奔波于大大小小的招聘会，每天奔波于凶多吉少的初试复试。大多数简历投出去之后都会石沉大海，面试之后等待录取通知也如同等待戈多。他每天依然写博客，他说每一次失败之后他都会感慨。他明白，这是大多数决定工作的毕业生近几个月生活的常态，他决定纪录现在的生活。

   中国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很大。

   媒体报道说，湖南地区大学生预期底薪已经低至八百。湖南地区进城务工农民的月薪平均预期是1100多元，而应届大学毕业生月薪平均预期仅为1000元。

   一些悲观的预言说，“现在年轻的一代，实际上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代，注定要承受付出转型代价的一代。他们的上一代，实际上仍然在吃传统体制的旧饭，并未真正的投入到市场竞争中；他们的下一代，将因为社会的不断进步而获得很大程度的劳动保障；而他们这一代，将注定在20年后的‘白领失业浪潮’中变成社会最悲惨的人。这是时代的代价，没有办法的。”

   没有人看好他们。荷西说他也无法保持坦荡与冷静。他曾经的座右铭是鲁迅先生的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们有关。”但是现在他会戏谑的说，理想主义者是悲痛的。“我们预期的月薪比农民工还要低，但是媒体依然说我们的就业观念没有实现从精英主义向普罗大众的转变”，他表情有些激动。

   问题是，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为什么会如此大？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6月29日的报告向亚太地区发出警告：“贸易使不平等的状况进一步恶化。在东亚的成功故事背后，隐藏着‘无就业增长’的挑战，年青人与女性正经历着‘无就业增长’，劳动人口的增加远远快于工作机会的增加。”

   “事实上，‘无就业增长’在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表现非常严重，尤其是在中国。”联合国开发署驻华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Bill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直言不讳。亚洲开发银行的庄健认为“无就业增长”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的变化——经济结构正在脱离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资本密集型产业，相同资本带来的劳动就业的增长自然比过去减少了。因为技术革新，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是下降的。以前要两个人完成的工作，现在一个人就可以，所以资本开始排斥劳动力。

   但是，国内学者汤敏认为，1999-2002年高等教育入学率中国为7.45%，韩国为71.69%，菲律宾为29.45%，泰国为31.92%。如果连经济增长速度为我国一半和人均GDP与我们不相上下菲律宾、泰国都可以支持那么高比例的大学生，原则上讲，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不应不能容纳现有的和正在增长的大学毕业生就业。中国只是进入了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初级阶段。大学生并没有过多，高等教育市场依然是“卖方市场”。

   荷西告诉记者，他不关心大学生就业问题出现的原因，他只想如何自救升天。更多的人和他的想法相同：就业失业问题是宏观经济学家所关心的，涉及的体制问题也是决策者才可以改变的。毕业生自认为他们如同落水者，所在意的只是如何抓住他们的救命稻草。

   一部分人正在呼吁高等教育要贴近企业的需求；另一部分人却在呼吁不要让实用主义在高等院校盛行，不要让学术园地沦为企业的职前培训基地。一部分人正在呼吁大学生要走下神坛，成为普罗大众一员；另一部分人却在呼吁大学生应该立志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成为时代的青年领袖。所以，更多的大学生愿意自己独立思考。

   学者汤敏说，“如果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学生分配的观念，用计划经济下的一次性就业率来看待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就业难’或者失业，由此得出人才过剩的结论，这是不合时宜的。”绝大多数大学生处于摩擦性失业时期，这是宏观经济学的概念——毕业与就业之间的一个短暂时期。他们只是正在休整，正在等待或者选择工作。他们最终会找到出路。

   荷西说，他不担心自己的出路。他很欣赏《血色浪漫》的男主角钟跃民退伍后的选择——在北京的大街上买鸡蛋煎饼。“既然劳动者都是最光荣的人，实在不行，我也可以去杀猪。”荷西说这个决定的时候，表情严肃并且充满了自信——他相信，即使是杀猪，他也一定会做的很好。

   虽然这些毕业生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现代文明，习惯了公司、公寓、公汽和公厕；虽然这些年轻人们的理想是成为社会精英，成为大众的意见领袖。但是如果现实如同媒体所说的那么严峻，他们也愿意去祖国的西部，去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去军营，去更多的更广袤的地方寻找可以实现人生意义的生活方式。更多的大学生决定不再坐井观天，不再守株待兔，不再怨天尤人。他们明白可以改变命运的是他们的知识。

   我和我宿舍的兄弟们都是宅男，每天多余的休闲时光都是看电影、看球或者玩实况足球。我们也喜欢招摇过市，不过仅限于我们集体出动去买外卖。宅男们找到女友以后就不是宅男了，每天要早出晚归，或者夜不归宿的。这些人的购买行为大多和他们的意愿无关，女友是上帝，女友是老天。他们的购买行为没什么好分析的，他们花钱太无辜了，也太悲情了。

   宅男们每晚最经常的消费是去楼下买玉米，或者去菜市场买卤蛋，或者水饺，或者蛋炒饭。虽然菜市场的卤蛋不分LV和香奈尔，不过影响我们购买行为的因素依然有很多：

   饥饿感，不要认为我们的饥饿感很卑贱。我们每天分泌大量的荷尔蒙，每天积淀大量的乳酸和尿酸。我们很容易在半夜感到饥饿，不吃东西会影响我们正常的睡眠。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中，最基本的需求是生存。虽然宅男们没有爱，但是宅男们不缺饥渴感。满足饥饿感是我们购买菜市场卤蛋的主要动机。但是我们的选择很多：超市的泡面、面包房的饼干、菜市场的水饺、楼下车库小店的白薯和玉米。所以决定我们购买菜市场以卤蛋为代表的麻辣烫的原因不止是我们旺盛的强大的饥饿感。

   从众心理，宅男们没有什么精神去思考半夜是去户部巷还是去肯德基，对于我们来说，下铺的兄弟的选择最有可能成为我们的选择。饥饿的男人们看来，下铺陶醉于美味的卤蛋中的表情是很可气的。对于下铺吃完卤蛋表现出的志得意满，宅男们往往没有免疫力。于是我们会穿双拖鞋，就冲向我们脑海中的菜市场。我们可不想让下铺那个男人长期挑拨我们可怜的将要痉挛的胃。

   时间成本，不要认为宅男们的时间就是最混账的，我们的时间也很宝贵。对门宿舍的男人玩网络游戏已经不惜小命了。所以决定出门买卤蛋的决定是很重大的。想想看，虽然食堂就在我们宿舍楼百米之外，宅男们依然因为不想出门吃过近一个月的外卖。让我们辛苦了一天，半夜还要披星戴月去百米之外的菜市场买卤蛋是多么不容易。其实武汉大学门外的鱿鱼、板栗、烧烤也很多，但是我们从来不去，因为实在是太远。我们也经常因为卖卤蛋的小店人太多，所以决定去菜市场其他的小店买蛋炒饭或者水饺。足见，节约时间的观念在我们心中多么重要。便利，才可以忠诚。随便说一句，我们从来不认为以麦当劳大叔和肯德基上校为代表的洋店多了不起，菜市场的小店老板娘干活的速度比那些洋店的小姑娘们强多了，只是人到中年，姿色已经玩完了。

   口味，餐饮行业好吃才可以生存，说别的都是扯淡。我们以前光顾的一个小店简称为水生所，就在中科院水生所旁边。很犄角旮旯的地方，宅男们和宅男们的女同学们市场光顾就是因为小店的菜和百米之外的武大食堂相比好太多了。菜市场的麻辣烫小店能在菜市场激烈的竞争中笑傲江湖，卤蛋的口味是相当重要的。不要认为宅男们因为半夜饥渴随便找些生菜剩饭，这些宅男们其实都是最不好侍候的，不好吃就骂娘。宅男们相当团结，只要公认的不能吃的，估计都不会吃了。你说上铺的男人说小店的饭菜是猪吃的，你还会去吗？傻了吧。

   价钱，宅男们不小气，也不强求老板多么仗义。不过卤蛋动不动涨价，我们还是不会去的。虽然油涨了、猪肉涨了，涨到猪都笑了。但是卤蛋要是涨到和北京烤鸭一个价，宅男们也就只好横眉冷对了。我们爱卤蛋，我们更爱自由。宅男们不会为了要还银行的钱或者为了要给女友买生日礼物不吃卤蛋，但是我们不会为了半夜的卤蛋，放弃我们半个月的午饭。爱情没有卤蛋重要，卤蛋没有午饭重要。

   其他因素，还有很多宅男不去菜市场吃宵夜是因为私人原因。宅男甲他们家是医院的，宅男甲是泡在福尔马林中间长大的，所以宅男甲有很严重的洁癖，看到菜市场卤蛋放在一锅的混水中他就没有食欲了，宁愿去吃千年不变的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宅男乙的前女友喜欢吃卤蛋，分手之后还经常去菜市场游弋，并且和现任的男友甜蜜蜜，所以宅男乙也不去菜市场吃宵夜，去了也是吃醋不是吃卤蛋。宅男丙是回族的，不吃猪。虽然猪肉涨价了，不过小店看不到猪走路，还是可以看得到猪肉，所以宅男丙也不去。凡此种种，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小店的老板应该反思反思，在菜市场开个医院式的分店，服务员都是护士，煮卤蛋的不用卤汤而用福尔马林，估计宅男甲就去了。或者禁止宅男乙的女友出没于菜市场，估计宅男乙也会去。然后再开个清真风格的分店，宅男丙也会光顾的。不过为了这些神经兮兮的人劳命伤财，老板娘还是别干。要是干了，就太行为艺术了。

   宅男们毕业之后，估计还会怀念菜市场的卤蛋。卤蛋是最廉价的享受，卤蛋是我们无产阶级弟兄的最爱。卤鸡蛋、卤鸭蛋、卤鹌鹑蛋，多多益善。

   又谈起了《南华经》，几年前我睡觉之前都会阅读的一本书，书店的店员会告诉你就是《庄子》。只是在我的思想中，这本书是一部经。

   最初的最初，我喜欢他说他的喜怒哀乐，喜欢他和一个时代的格格不入，喜欢他的气质。魏晋的一个时代将他的气质流行化之后，我也就爱上了魏晋的时代。混乱的漩涡中安静的一丝清寂，不动声色，不问鸡犬，不染风尘。他是蝴蝶，还是蝴蝶仅仅是他的梦，醉生梦死。

   我并没有沉醉于他告诉我的逍遥，我也明白人世间没有大宗师的浑然。我感伤于他至亲之人死后他无动于衷或者嘻笑无常的神情，体会近似于无赖的执念，或者痴怨。但是我始终理解不了他天人的无用无为的情绪。

   我开始欣赏孟子，欣赏他先于西方的伏尔泰发动的一次革命，革命的意义在于以公平反抗时代的不公平，在于蚍蜉撼树飞蛾扑火的无畏。无知者无畏是集体无意识的起哄，知者无畏是济世的勇气。庄子似乎压抑了一份意志，濮水之滨，持竿不顾，不顾了那些朝野之上叵测的邀请，也不顾了那些江湖之远水火之中的祈愿。和时代比试，和命中注定比试，是庄子还是天意，谁要更加无情。

   相形见绌中开始，相形见绌中结束。我不明白这个男人。也许他自己都不明白大河滔滔之中的天意莽莽。

   一些人执着于世俗的仪式，一些人坚守孤绝的一岸。宁死不屈是什么感觉？荷尔蒙高的时候是否可以仅仅通过脊椎完成一次悲壮的就义的决定，没有皮层的思考的决定也可以看上去很坚定。胡思乱想中会想，那些只能以脊椎的中枢控制泌尿的人比我们幸福，他们可以堂而皇之的向这个世界翻白眼。就如同庄子，他之外的所有人都在为“人定胜天的豪迈”感觉到作为人的尊严的时候，他居然开始向所有正常的人翻白眼。庄子的幸福与美好感觉也许就在于他抛弃了所有的世俗智慧，兀立于人世，和蝼蚁鸟兽为伍。

   很多年以后，现在，很久都不会想起庄子了。即使住院的那些天，每天不安，也没有想起读《南华经》。还在执着的读《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思考那些美国式的政治图示。不在乎生命的自然性，却将社会性无限的延伸推广，将自己扔进社会分工的洪流。社会的怀抱从没有什么温情，于是冷血的真实世界就成为我们不温柔对待人类的理由。前几天，听到一些人讨论说，恶劣的环境才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并且越恶劣人类进步越快。这些符合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选择的哲学。但是，以庄子的视角看去，我们的进步史不就刚好是人类堕入深渊的异化史？后现代的哲学开始反思工业化带给人们的异化，但是从庄子的视角看去，无论是石器文明、游牧文明，还是更为先进的农业文明，都在制造人类的异化。卡夫卡说人变成昆虫，我们学会反思我们的异化，其实，庄子几千年前就警告了世人我们过于功利的实用主义正在伤及我们的天然性。

   人类要仰望多少次才可以看清夜空。

   我很喜欢去八一路上的豆瓣书店，书店很朴素，书很旧，并且很小众，大多都是学术书籍。读书不是消遣，买书也不是单纯的为了休闲的文化消费行为，至少我购买那些旧书时是抱有一些想法的。我要去认识世界，我需要导师，我需要教父。我以前在席殊书店购买了王小波的小说选和杂文选，买了《白银时代》，买了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买了《我的名字叫红》。我时常传说中右倾的王小波也许就是我的精神教父，可是在席殊书店，王小波成为了文化消费的符号，意味着连锁加盟书店的利润，也意味着商家引导的购书爱好。这是王小波的幸运和不幸，不是这些出版商，王小波重见天日还要很久，但是因为这些出版商，王小波生前所不喜欢的一切都会强加于他，他无法反抗。

   也许没有多少消费者会和我这么胡思乱想，但是买书时我确实会这么想。

   豆瓣书店自然也会在乎利润，这是经济人的理性。但是书店的店主坚持以自己的文化趣味和审美习惯为标准，并且和我们这些买书者引起共鸣，很好。

   书店的店主是如此执着，刘道玉校长和我们说，执着是佛教用语。当我们这些凡人开始执着于自己的意义时，生活会改变。

   我也会从网上买书，从亚马逊、卓越。我很喜欢卓越的方式，货到付款。很有安全感。并不是很多书都可以在豆瓣书店买到，店主不买新书，不买流行书。其实很理解店主，都已四折销售，其实利润不高。我家的一个店也买一部分书，都是3.5折，然后7折销售。豆瓣店主坚持四折销售，也只能买一些旧书，这些书籍很小众，也只有在大学附近才有销路。进价会很低，不过即使如此坚持四折销售也让我相信，买书是店主的爱好。

   我喜欢一个书店，所以会经常去。一两周总是会买一些书，今年生病住院，入院之前所有的事情都兵荒马乱，还在高烧的时候却没有忘记去买一些书，为了住院期间看。读书就是生活，一家很好的书店是读书生活所必须。

   我提到我会在卓越买书。最近购到的是澳大利亚一位作家讲述二战故事的小说《偷书贼》，很好的一部书。印象中豆瓣书店没有，所以就在网上订购了。我在卓越上还买一些唱片。其实我买书，或者去淘碟的时候都很少询问店员，担心失望。我的阅读兴趣，和听歌的爱好都不太大众，很多书籍和CD在一些店面中都找不到，我向店员询问时看到她们听到那些作者或者歌手茫然无措的表情时，就会不自在。

   安妮的《素年锦时》最近销量很好，经常看到很长很长的书评。我却无动于衷。我读书不是为了休闲，我并不特立独行。但是我始终不相信《素年锦时》会给我一些强大的感受，让我觉得读书有意义。别人说从安妮的书中明白了，写作是欲望。但是我觉得这不深刻。我觉得优秀的写作的人都是普罗米修斯，他们从上帝那里偷来知识的火种，照亮更多的人。写作对于他们来说，既不是欲望，更不会是享受。杜拉斯说的那句话虽然未免惊悚——写作是暗无天日的自杀。但是写作的人创作时候穷心尽力的感觉确实可能如此。写作是欲望，也应该是立言的欲望，是感于社会如何感于人类如何之后想要表达的欲望，不是那些消费奢侈品，享受优质生活后的小情绪。

   一本书没有成为经典之前就成为了流行，也许就成为不了经典了。我买书的时候时常会这么想。这是我个人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