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白

广州，请给新疆男孩的故事一个美丽结局

5岁男孩身患地中海贫血症，昨晚手术

晚上6：00，又要给8号床男孩清洁口腔了。护士拿棉签蘸药水清洁完，男孩自己开始漱口。漱口水先要倒满一个漂亮的淡黄色的小杯。病房是隔音的，男孩拿手跟记者比划——漱口水要用完5杯。

男孩的妈妈告诉记者，化疗期间，为了防止口腔感染，这些清洁每天要重复4次。

男孩杨文今年5岁，去年9月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102团到广州，治疗地中海贫血。这类血液病很罕见，如果不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就不停输血维持生命。5岁的杨文，现在，血管内流淌着91位陌生人的鲜血。

这回是男孩第二次到广州。四年前的九月，广州一家医院通知男孩的妈妈文萍，如果不给患地中海贫血的孩子做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孩子最多活到10岁。但是，仅手术费一项就要30万。“30万是天文数字”，合适的配型供者就在眼前，但拿不出巨额手术费，文萍只能领孩子回新疆老家。

去年，澳门一家慈善会资助男孩杨文20万，给他治病。拿着这笔钱，文萍跟丈夫杨家泽领着孩子再次南下。今年8月11日，文萍终于等到了福建一名骨髓供者体检合格的消息。

昨晚，那位远在福建一所大学任课的年轻老师的造血干细胞已经空运到广州。男孩的手术顺利完成。文萍跟杨家泽非常高兴，但他们还有忧虑，“手术前后预计要花30万，我们实在筹不到最后的10万了。”

“我们最怕手术后半年的费用跟不上”

昨天下午5点，护士通知文萍，受到台风凯萨娜的影响，运送造血干细胞的CZ365次航班晚点了。“也有好消息，干细胞的采集顺利完成了”，文萍自己有些紧张，但她还要安慰孩子的姥姥。

文萍的脸色很憔悴。因为10月底的手术突然提前到9月28日，留给文萍筹款的日子陡然紧张。9月15日，丈夫杨家泽又进入隔离病房陪护孩子。每天，四处筹钱、跟福建骨髓库联系、给丈夫儿子送饭，所有这些，文萍一个人忙碌着，孤军奋战的身影有些单薄。

“孩子的爸爸也不容易。从9月15日到今天，那间隔离病房，他一待就是半个多月。白天唯一的活动就是照看孩子，晚上就睡在一张折叠床上。”

“今天手术成功了，我们再辛苦，也没有怨言。现在就是怕，手术成功了，孩子免疫系统恢复期间，费用跟不上。手术前后预计要花30万，但我们只有澳门慈善会资助的20万。”文萍说，今晚手术后，杨文还要留院观察几周，出院后，他们一家至少还要在广州待半年。

现在，他们一家住在南方医院旁的蟹山村，一间民房，每月租金500。文萍计划，孩子出院后，到云景花园租一套房子，“因为孩子免疫系统恢复期间，住的地方要求很高，要空气流通，室内温度要稳定，连空调都要经常清洗。”租云景花园的房子又是一笔让文萍头疼的费用。

“我们家离广州不远，坐火车只要四天”

因为持续的化疗，这几天，杨文有些消化不良。手术前的晚饭，杨文只想吃白粥。

杨文跟记者说，“哥哥，我们家离广州不远，坐火车只要四天。”杨文的老家远在1万多公里外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102团。今年5岁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从中国西北到了中国的南疆

文萍、杨家泽祖籍都是四川。上世纪60年代，他们的父辈响应国家号召，到新疆支边。

2001年，从小就相识的文萍、杨家泽喜结连理。婚后，夫妻二人去到北京，开始了北漂的生活。2004年4月16日，北京宣武医院，文萍跟杨家泽的儿子杨文出生了。孩子给已经北漂三年的小夫妻莫大的鼓舞——虽然租住的民宅非常简陋，虽然每月的收入只够一家三口的温饱，但文萍感觉到的是幸福。

但好景不长，不幸随后降临。

2005年3月3日，北京儿童医院确诊杨文患有β地中海贫血重型血液病，文萍随后就拿到了孩子的病危通知书。“大夫说，杨文最多活到5岁。”

确诊那天的情形，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那天，我妈一早就到了医院。从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她就坐在医院病房外的楼梯台阶上，连午饭都没吃。我以为是我妈的风湿又犯了。还是孩子的主治医生私下告诉我，说孩子姥姥等了一天，是在等外孙的化验单。大夫说，我妈求他瞒着我，怕我挺不住。”

地中海贫血，文萍说，那天是她第一次听说这么冷僻的医学名词。“大夫说，要给孩子输血，输去除白细胞的红细胞悬液。还要做去铁治疗。如果条件允许，要做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这才能就孩子的命。”

四年前，广州给了他们一次希望

“四年前的9月，广州给了我们一次希望”，2005年4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给杨文做了HLA分型，文萍开始给孩子寻找合适的骨髓供者。

“我们焦虑地等了5个多月，05年9月中华骨髓库通知我们，发现了一例配型供者。北京的大夫还说，因为地中海贫血南方多发，建议南下做骨髓移植手术。”

那是杨文一家三口第一次到广州，那也是杨文确诊后第一个希望。但广州一家医院医生给文萍交底，移植手术可以做，但他们可能拿不出那笔钱。医生告诉文萍，想救孩子，一定要做造血干细胞移植。“大夫说，定期输血、做去铁治疗，孩子最多也只能活到10岁。”但是如果做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仅手术费一项就要30万。

供者就在眼前，但是拿不出30万，就没办法救孩子。“当时，我们已经花了几万块钱，我们的积蓄、我们父母的积蓄都没了，我们卖了新疆老家的房子，连我的婚戒都卖了”，2005年11月，文萍跟杨家泽辞去了各自的工作，告别了北京，告别了广州，回到新疆。毕竟，“老家的治疗费用低一些。”

四年后，广州能不能给故事一个美丽结局

但这四年，文萍跟杨家泽从没停止努力。他们原计划，靠自己的努力，给孩子攒够30万的手术费。

杨家泽回到老家，借钱在乌鲁木齐鲤鱼山路开了一家汽车修理铺，无论寒暑，夫妻二人都辛苦工作。但是，7岁前的孩子最适合做手术，眼看杨文一天天长大，文萍一天天焦虑。为了救孩子，她只好求助社会。文萍自己也没想到，他们的经历会感动那么多人。通过媒体报道，很多人都知道了新疆男孩杨文的故事。新疆各地的群众纷纷献出他们的爱心。

2007年9月，澳门一家慈善会到新疆组织活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慈善总会向他们介绍了“地贫孩子”杨文的情况，慈善会随后答应资助杨文一家20万。

拿到这20万，文萍跟杨家泽领孩子再次南下广州。

从去年3月到今年8月，从台湾骨髓库到中华骨髓库，今年8月11日，他们终于等到：中华骨髓库编号“0401092531”的供者体检合格。“供者今年27岁，是福建一所大学任课的老师，但他不愿透露姓名。”

昨天晚上，供者的造血干细胞空运至广州，杨文的移植手术顺利完成。

2005年的春天，北京一家医院的大夫给杨文下了病危通知，说孩子最多活到5岁。今年4月16日，杨文5岁了。那天，蟹山村的一间出租屋多了一个蛋糕，杨文跟爸爸妈妈一起吹熄了生日蜡烛。

“希望广州的好心市民可以帮帮我们”，这是文萍的心愿。

医院门口成死者灵堂，闹剧如何能让死者安息

事发白云区东仁医院，死者家属与医院最终和解

7月12日晚11点半，从广州市白云区东仁医院紧急送往南方医院的患者李文定，经抢救无效死亡。

昨日，弟弟的尸体还停在殡仪馆，弟弟的灵堂却已设到了东仁医院的门口，哥哥李明智要医院给弟弟的死一个说法。虽然一个月前，李明智与东仁医院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第七条声明“双方均不得以任何理由采取过激行为影响各方正常的生活或经营活动”。但昨日上午10点左右，死者家属还是叫了近百名街坊，大闹东仁医院。他们挂起横幅，摆上花圈，点燃香炉。死者的遗照放在医院门口台阶的正中央，装裱照片的玻璃已经碎了。

现场：医院门口近百人祭奠死者以示抗议

医院门口扯着大横幅，“东仁医院，一针打死人；无良医生，还我公道；无良医院草菅人命，如此残骸平民患者。”死者的遗照放在医院门口的正中央，纸扎的花圈、点燃的香炉摆在旁边。装裱遗照的玻璃碎了，照片上帅气的李文定面带微笑。地上到处都是纸钱，这些应该烧给死者的祭品如今扔在地上，医院门口来来往往的行人从上面踩过。走进医院，大厅两侧，对峙的警方与死者亲友都在休息，有人抽烟，有人吃着便当，有人在分发矿泉水。

目击者李先生称，死者亲友曾与医院保安发生了冲突，原因是保安要强行撤掉医院门口的横幅。记者找到了刚刚与保安争斗的几名年轻人，他们都是李文定生前的好友。小罗是他们中间的一位，7月12日当晚就是他与李文定的堂兄陪李文定到东仁医院看病。

小罗告诉记者，他们上午9点多赶到医院，要为好友的死讨个说法。他们没想要闹事，都等在医院外，让几名死者家属先上去交涉。10点多，家属出来说医院的态度不好。于是，这些亲戚朋友们决定，就在医院门口示威，让医院让步。

一名身穿黄色短袖的年轻人说，他们只是示威，为死者上香、献花圈，并没有其他过激的举动。但医院保安想强行撤掉门口的横幅，他们上去阻拦，双方起了冲突。

起因：两瓶点滴，21岁的生命陨落

李文定今年刚刚21岁，广东韶关人，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学校汽修专业毕业，现在在广园路一家公司当业务员。

7月12日晚上，李文定肚子疼。晚上10点多，小罗与堂兄陪他到东仁医院看病。急诊室的医生说是肠胃炎，要他吊点滴。10点半前后，第二瓶点滴吊到一半，李文定的情况突然恶化。脸色铁青，两脚麻痹，他跟朋友说，“好辛苦，好辛苦，呼吸不了”。当晚陪李文定吊瓶的小罗说，医生闻讯赶到，李文定被送去抢救。“抢救了10分钟到20分钟吧，医生要求转院。”30分钟后，李文定被送到南方医院。“到南方医院抢救了3分钟，医生告诉我们，病人已经停止呼吸。”

小罗回忆，李文定生前身体很好。6月份，李文定报考的士资格证参加了一次体检，顺利通过。李文定原计划辞了业务员的工作，去做一名的哥。一家的士公司愿意与他签约，8月份，李文定就可以上岗了。

纠纷：一份让家属不满的尸检报告

7月14日，李文定的哥哥李明智、姐夫冷文龙与东仁医院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双方同意：为死者进行司法鉴定，以确认死因。拿到尸检报告后，双方依法定程序解决纠纷。东仁医院还许诺，从人道主义出发，尸检期间为5名死者家属提供食宿，费用由院方支付。这份协议书特别声明，“双方均不得以任何理由采取过激行为影响各方正常的生活或经营活动。”

8月10日，双方终于等到了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但拿到这份尸检报告后，双方并没有走上最初约定的法定程度。昨日李明智一家大闹东仁医院，让一开始还愿意坐到谈判桌前的双方一时间势同水火。

分歧一：李文定的死是否因东仁医院的过失？

家属声音：医生医术不精是导致李文定死亡的主要原因。死者家属不理解，好端端的一个人送进医院，两瓶点滴后怎么就病危了。死者的好友小罗称，7月12日当晚给李文定看病的医生只有《乡村保健医生证书》，没有正式的《医师执业证书》。他们认为，如果是合格的医生，李文定不会死。

院方回应：尸检报告证实，李文定的死与医院的治疗无关。院方出示了《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这份尸检报告的结论是，“李文定在患有嗜铬细胞瘤的基础上，因脑干脑炎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这份报告还提到，“不支持死者生前发生药物过敏反应”。

院方代表邓广宏补充说，无论家属有什么异议，都可以上报卫生局，由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裁定院方有没有责任。记者了解到，国务院制定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规定：如果持《乡村保健医生证书》的医生，其诊疗活动不存在违法乡村医生规范的医疗过失情形，该医生不对患者的死亡承担责任。

分歧二：处理纠纷要不要走法定程序？

7月14日，李明智与院方签订的协议书第五条声明“尸检鉴定结果出来后，甲乙双方均同意按法定程序解决纠纷”。但现在，李文定一家反悔了。

院方声音：院方代表邓广宏称，拿到尸检报告后，医院于周五通知死者家属到医院协商，计划于17日到卫生局申请仲裁。但死者家属以没拿到尸检报告为由拒绝了院方的要求。邓广宏说，昨日（16日）上午九点多，死者家属一行8人赶到东仁医院要求赔偿，并称有关部门都会袒护东仁医院，他们要求医院赔偿20万私了。医院不同意，大概10分钟后，李文定一家就领着近百人聚集到医院门口。

家属回应：一名李文定的朋友说，死者家属不愿意走法定程序，可能是因为那份尸检报告。一方面，尸检报告称死者死于“嗜铬细胞瘤”，这么罕见的病症让死者怀疑报告的可信度；另一方面，尸检报告的结论于家属不利，让家属怀疑有关部门故意在袒护医院。

死者的父亲说，他们家是农村的，不懂得那么多程序，他们感觉，医院一手通天。现在，人已经死了，他们只想得到相应的赔偿，也给儿子一个交代。

下午两点，死者亲友与近百名街坊仍然守在医院门口，警察与他们对峙着，但现场的气氛并不紧张，双方都有些疲意。东仁医院的其他诊疗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与往日不同的，是医院门口醒目的横幅，还有大厅满地祭奠死者的纸钱，但李文定并不死在这里。

昨日上午的闹剧惊动了警方、卫生局、街道。多方调解下，昨日下午，死者家属与院方最终都做出了妥协：出于人道主义，院方提供一笔补偿，死者家属表示不再与医院为难。

17日，大三学生庄小歆溺亡小区泳池

两名救生员“巡视”，都没看到小庄溺水？家属不信！

800平方米多大，一道小学的算术题考倒了中海康城的物业。长40米、宽20米的长方形面积就是800平方米，两名“专业救生员”看管不了“800平方米的泳池”?

17日，广州大学物理系大三男生小庄溺亡于中海康城小区泳池。小区物业称，当天下午，两名救生员在场，他们正在“800平方米的泳池边巡视”。庄小歆的亲友无法原谅：既然两名救生员在场，为什么小庄溺水后足足八分钟，救生员都没出现？

他是家中的独子，明年大四，他还想考研

庄小歆的母亲怀抱着儿子的遗照站在小区门前，泪流满面。她的身后是庄小歆的同学们，昨天上午，他们从广州大学赶到中海康城小区。烈日下，这些年轻人举着横幅、拿着标语、喊着口号，向街坊们分发传单。他们要求小区向社会公开当天泳池的监控录像。他们要一个答案：小庄溺水后，“两名巡视的救生员”到底在哪。

庄小歆是潮汕人，今年22岁，广州大学物理系大三的学生。今年暑假，庄小歆决定不回家，待在学校复习功课，他想考研。上周五，小庄到中海康城小区的叔叔家看望爷爷奶奶，叔叔婶婶留他多住几天。周一（17日）下午三点，小庄去小区泳池游泳，不幸溺水身亡。

庄小歆的婶婶说，小庄想去德国读书，亲友们都很支持他。他父母都已经50多岁了，小庄是他们的独子。三口之家并不富裕，但学有所成的小庄给了这个家希望。

足足8分钟，两名“巡视”的救生员才看到小庄溺水？

中海康城物业主管说，小区的泳池证件齐全，聘用的是专业的救生员。泳池开放的话，三名救生员都会到场。小庄溺亡的当天下午，“一名救生员正在泳池外围工作，两名救生员在泳池边巡视，看到小庄溺水后，他们进行了专业的急救。”

“他们没有巡视，那天下午天太热，他们去树荫下纳凉了”，当天听到有人溺水，赶到泳池的住户说，“我看到他们赶到以后，捞起小庄放到岸边，让小庄仰面平躺着，一边用手压他的胸部，一边做人工呼吸。”随后120赶到，医生竭尽全力抢救，但小庄没能醒来。

小区泳池当天的监控录像纪录了庄小歆生命最后的30分钟。“游了十几分钟，他突然开始挣扎，就3分多钟小庄就没法动了。失去知觉的他浮浮沉沉了足足8分钟，救生员都没有出现！”小庄的叔叔看完录像，无法相信物业说的，“泳池边，两名救生员正在巡视”。

泳池还会开放，但泳池还能不能让人放心？

庄小歆溺亡的泳池很小，一边是浅水区，一边是深水区。深水区长约40米，宽约5米。深水区岸边就是一个高凳，那是救生员的岗位。小庄溺亡后，泳池不再开放。亲友们在深水区岸边点燃了香炉，放了一篮水果、纸钱。

小区的物业主管说，出于卫生的考虑，这几天泳池不再开放。不久后，泳池还会照常营业。但一名小区的住户告诉记者，他们一家人都不会再去这个泳池了。“这么小的泳池都会淹死人，以后谁还敢去？”

17日当晚，听到孙子的死讯后，“白发人送黑发人”让庄小歆的奶奶非常伤心，几度哭死过去。出院后的老人写了一封信要给媒体看，“泳池本是孩子最喜欢的地方，孩子都想到那去玩，却没想到那里却成了他的葬身之地。那里有救生员、保卫员。孩子落水时，这些人为什么无动于衷，为什么见死不救？”

（1）中国媒体的胎记

    这里的日常生活与别处的并没有太多出入。律师、出租车司机、屠夫，地铁站、夜总会、菜市场……如今任何一座中国城市都能让人想到清明上河图，鱼龙混杂，但是很繁华。这个国家的城市正在复兴。

    每天的车水马龙并没有让所有人都体会到幸福。伴随城市新的规划建设，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改制……因住房、就业、社保等问题没法解决，伤感与怨愤开始在城市的弱者心中淤积。

    11月初，重庆市数千名出租车司机联合罢工，广东、海南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的抗议。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许诺会提高的士的收入。武汉市计划让当地出租车的起步价从3元提高到8元。

    与我们以往的经验不同，各地政府允许新闻媒体介入此次公共危机。 几年前的SARS，今年的四川地震、三鹿奶粉……无论是失败的教训，还是成功的经验，都让中国政府明白，应该采用新的方法管理媒体。

    “中共处于永久性危机管理状态”，北京中国研究中心主任Russell Leigh Moses认为，“中共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危机，但他们却从中深受鼓舞。中共意识到他们能够应付公共危机的挑战。”重庆当地的电视台现场直播了市委书记薄熙来处理的士问题的政府会议，全国的的士司机都可以通过卫星电视看到政府的诚意。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让一些媒体从业者愿意相信他们今后的工作会有更多的“政策空间”。 

    其实，不应该过于乐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他们的觉悟仅仅是中国庞大官僚体制的个案。灾区群众、的士司机也只是数以万计的弱者中幸运的一部分人。

    12月10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大门口，一些退伍老兵以静坐的方式表达他们多年的委屈——生活贫困，各级政府也忽视了他们的福利。他们沉默了很多年。静坐的现场没有路人围观，也没有记者。与出租车司机、环卫工人不同，这些老人没有任何要挟政府的资本，没有吸引市民眼球的卖点。

    每年，全国会发生众多群众集体上访事件。多数群众上访，都和这些老人的静坐一样徒劳。下岗工人、失地农民、退伍老兵……这些人即使抱团在一起，也不足以动摇政府既定的政策决议。没有政府的许可，媒体不会介入这些群体上访。于是，当武汉出租车起步价提高到8元的提案成为江城的热点话题时，退伍老兵的际遇只能让路过的人唏嘘。 

    我们报道新闻的自由依然是政府许可了的“自由”。

    很多新闻专业的大学生都念念不忘南周的“泪流满面”。

    城南的一个笨孩子要撒尿，却没有大人的许可，他站在空荡荡的厕所里茫然无措，硬是憋出了眼泪。

    中国媒体的悲剧不是有没有自由的问题，而是大多数媒体从业者都已经有了觉悟：“既然世界上从没有绝对的自由，那么追求自由就是执妄的、不合时宜的。”

    报道，还是不报道，看似一个哈姆雷特式的两难选择，却从来不是中国媒体的问题。因为，最后的决定通常都与媒体无关。08年中国政府一再秀出的姿态，所包含的意义不过是：以往，政府替媒体选择了缄默；如今，政府替媒体选择了号叫。 

    一部《公开条例》公布，然后鸡犬升天——中国的新闻自由从此赶超西方，中国的媒体从此成为第四权力，这是类似于清政府“百日维新”的笑话。从国民党时期的报刊开始，中国的报纸就烙上了极权主义报刊的标志。作为专政的耳目喉舌，这是中国媒体的胎记。 

（2）响亮的耳光

    一些买不起路易斯·威登的年轻人正积极抱团抵制路易斯·威登，以此抗议萨科奇的无聊行为。山寨版爱国主义与山寨版民族主义蔚然成风，几乎成了愤青之间联络的暗语。

    我不抵制法国的产品。我生活中唯一的法货就剩下法国的电影。

    我喜欢城市题材的电影，特别是巴黎。我不会为了爱国主义的形式，去改变审美的习惯。我最欣赏一部关于巴黎的电影《37.2》，电影高潮：

    超速驾驶的佐格，向法国警察解释：他如此激动是因为，他方才知道自己就要成为父亲。初为人父的人之常情让警察抛却了身份的意义，他不再是国家暴力体系的一员。他告诉佐格，父亲是男人最后一次伟大的冒险；他唱歌，分享着佐格的喜悦。 

    这一幕足以表现法国的浪漫。这一幕足以让人幻想国家与公民之间存在有温柔；这一幕足以让听到“法庭判处杨佳死刑”的人们唏嘘感慨。

    这一幕足以给中国的媒体两记响亮的耳光：

    一记耳光是因为，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为了眼球效应忘记了良知，报道“杨佳案”的过程进行了提前审判，以至于在法庭宣判之前，还是犯罪嫌疑人的杨佳，其实已经失去了任何逃出生天的可能。

    佐格无疑是幸运的，他遇到的警察是一个充满情趣的人；而杨佳是不幸的，他遇到的警察已经异化成为国家制定的一个冷冰冰的规矩。 

    另一记耳光是因为，作为国家声音的媒体，为了迎合（或者是挑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报道中法关系的过程，缺少基本的理性思考。

    中国媒体的报道中，会见达赖喇嘛的萨科奇被描述成一个跳梁小丑，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但事实上，同情达赖并不单单是萨科奇的个人意志。法国当地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七成以上的法国人赞成萨科奇会见达赖。

    如今，中法关系的冰凉不是胡锦涛与萨科奇的博弈，不是中国政府与法国政府的分歧，而是中国民意与法国民意的对立。 

    中国媒体认为法国人谈论西藏问题干涉了中国的内政。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媒体都认为萨科奇所说的理由——法国的价值观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借口。但现在看，以价值观为理由也许不是萨科奇敷衍中国的口水话，而是事实。七成的赞成票足以说明法国主流民意在西藏问题上的导向，大多数法国人做出了价值判断，他们选择同情达赖。

    中国媒体一再攻讦萨科奇，都已经没有余力去追问：为什么法国民众如此笃定达赖所说的话才是实情？为什么同情达赖的会是法国？为什么中法文化年期间两国的暧昧如今演变成剑拔弩张与不可收拾？ 

    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不是敷衍所有问题的万金油。更何况，如果妖魔化中国已经是既成事实，就算中国媒体集体以一种祥林嫂式的怨妇表情示人，不停哭诉自己的委屈——狼也不会吐出祥林嫂的儿子；就算狼吐出了祥林嫂的儿子，也只是一具小小的死尸。

    如果法国的民意已经站在了中国人的对岸。我们的媒体声泪俱下的控诉，我们的爱国青年群情激奋抵制法国的产品，争取让金融危机下的法国经济雪上加霜，法国人就会明白他们误会了中国，就会跪求我们的原谅？

    爱国是高尚的，但以爱国的名义，动不动威胁要抵制国外的产品的行为，如一些学者所言，是一记结结实实的七伤拳。试问：如果法国人，甚至整个西方社会报复性地抵制中国制造，对于内部需求远远不够的中国经济会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 

    中国是大国，中国的主流媒体不要总是像个小媳妇一样哀怨。跟郭敬明一个路子的忧伤怎么看都不够成熟与大气，只会挑拨愤青们的民族主义情绪，鼓励他们更出格、更无赖，更不知好歹不分青红皂白。放下民族主义的论调，给那些热血沸腾的青年浇一瓢理性的冷水；洗干净余下的冷战思维，不要一棒子打死所有关心中国民主与人权的外国人。主编们半夜洗洗了先别睡，想想为什么我们翻出了50多年前的旧账，历数达赖的罄竹难书的罪名，西方媒体以及民众依然愿意相信一个流亡的老人？ 

（3）结语，看清我们的母体

    全球化让中国的传媒看到了无数的神话，媒体航母的神话、意见领袖的神话、公民社会的神话……中国的传媒也意识到中西之间依然存在的巴别塔，我们没有办法与西方的权威媒体平等对话。“消息来自当地的一家党管媒体”，这是西方引述中国媒体报道内容时，经常使用的表达——言语间充满了成见与不信任。这些激将，让中国传媒业有了改革的冲动。 

    但是，中国传媒存在于一个变形的生态之中，中国的政治体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母体。浓稠的羊水、稀薄的氧气以及缠绕的脐带。中国传媒的任何一次变革都会引起母体的抽搐。去意识形态化、独立于任何政党，这些专业主义的表达在中国的语境中不现实。

我记住了电影《单车环岛日记，练习曲》的那句话，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我希望我可以成为《看电影》的一员。 

毕业前的学院兵荒马乱，所有的一切始于我们过去梦想的全球化。美国的“次级贷”危机席卷了地球，我们毕业后的生活似乎还没开始就注定是末路穷途。这几个月，毕业生奔命于各大企业的招聘会。城市车水马龙，太阳照常升起，我们的生活却无可期待也无所祷告。 

我在武汉大学待了3年，在广州的报社待了半年。我是路人甲，为了生活的压力，也忘了生活的尊严。这些天，我居然很羡慕武汉的公车司机，一份工作然后朝九晚五。我随大流去了一些招聘。一次次非常违心、非常无奈，用粉饰太平的方式粉饰我自己。我问我自己：那些看上去很美的高薪工作就是我的理想？成为一个大脑格式化的西装男是我要的生活？ 

几年前，一个理科生以超出复旦大学录取线20分的高考成绩毕业，却近乎疯狂的选择了武汉大学新闻系。因为我喜欢写作，文字让我感觉到我是一个存在；我喜欢媒体行业，混合了私人体验与大众意识的载体让我兴奋；我喜欢电影，喜欢电影人物呼吸的不同频率，喜欢一种久违的感同身受。我应该有所觉悟：我不想让理想成为扯淡的空谈，我不想堕落于沉默的螺旋之中失去自我，我不想被流行的媚俗所同化，我想通过电影的锋利与迟钝、浪漫或者市侩去实现我的意义。 

我希望我可以成为《看电影》的一员，我大学几年的积淀都是为此。泰戈尔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星星之间的轨迹，而是纵然轨迹交汇，却在转瞬间无处寻觅。”我寄出我的简历，至少证明我这几年的所爱不是没有意义。 

大学的几任女友和我分手都是因为我无可救药的宅。3年多光阴，我宅在宿舍看了近600多部电影，这是我大学生活最伟大的爱好，也是制造我所有虚伪的孤独，所有傲慢的愤怒，所有滑稽的忧伤，所有可悲的焦虑的凶手。可是因此，我热爱电影，我喜欢一个情人给予我的疼痛。这几年，电影迫使我成了精神上的受虐狂，我时常连续呆坐10个小时，只为重温《魔戒三部曲》；也强迫自己坚持看完没有字幕的方言版的《赖小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电影，我的电影是我的记忆，我的牧师，我的情人以及我的生活。 

“电影是我们的意识，是意识组织物质形成的乌托邦；电影是我们的情感，是情感结合寓言演绎的悲欢离合；电影是我们的理想，是理想完成后的大哭，是理想落空时的大笑；电影是我们私人的宗教，是光影流转的忽明忽暗之间，混合了祈祷与诅咒的仪式；电影是我们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是我们如影随形的成年经验；电影是我们的生活，只是这生活满是忧伤却流不出眼泪，只是这生活之中，恋人们的吻别，歌手墨绿的刺青，以及城市的钢铁森林都是人为的一个文本，幕后的是导演的人文情怀与制品人商业精神的合谋或者拉锯。” 

感谢这3年多500多部电影，以及我床头书柜上几十本《看电影》，这些占用了我大部分休闲的同时，也让我理解了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福柯的话语权力，以及麦克卢汉的 “媒介是人的延伸”等等理论的意义。我希望我余下的生活都在为电影立传，为电影言情，让电影塑造我的人格，燃烧我的热情。

    破坏武汉大学的人文环境是否可以作为反对建桥的唯一理由？

   “破坏人文环境”。又谈人文？我只想说去你妈的人文——谈人文就没意义了，多少人明白人文这概念的真正内涵。“武汉大学的人文环境”，就武汉大学有人文内涵？武汉大学的历史可追溯至张之洞的自强学堂，那又如何；是先有这所学校，还是先有这座城市？这座见证了武昌起义的炮火，见证了武汉保卫战硝烟的城市就没有人文内涵？ 

    建不建桥的问题，不要到了最后沦为——武汉大学师生死命捍卫的“人文环境”与武汉市民日常出行的便利之间的博弈——真正的问题是，这座桥建了有没有意义？这座桥建了以后，会给多少市民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人文环境，这概念听起来就怀疑很虚无。也许人文环境包括武大周边的天然环境，很多学生不愿意建桥，因为他们认为每天早上起床，站在“樱顶”看到一座钢筋混凝土的庞大建筑是非常可怕的——任何理由都是合理的，但是学生不想站在樱花中看到大桥是否有资格成为决定是否建桥的关键理由呢？ 

    还有坊间流传，建一座高架桥会破坏武汉大学的风水。不知道从何时起，风水也成了大学生嘴上的人文环境？一座高校的兴衰估计不是由几个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决定的，大学之大不是成于大楼之大，大桥之大；但大学之大，也绝不会单单败于大楼之大，大桥之大。如果门口建一座桥，武汉大学的师生就没有了复兴武大的出路；如果门口建一座楼，武汉大学的师生就看不到明天照常升起的太阳，就忘了如何仰望天空思考人生——这绝不是一座桥，或者一座楼的问题。 

    该不该建桥，我想，我们应该去问问每天堵在路上的武汉市民，问问每天跑在路上的出租车司机，问问每天在高架桥工地施工的师傅们——也许大多数武汉市民认为这座高架桥是必要的，可以提供很多便利；也许出租车司机很欢迎这座高架桥，这座桥兴许可以让他们每天多赚些油钱；也许工程师、民工兄弟们可以向我们保证，这座桥会建的结识，会修一些用于隔音、隔尘、方便行人通过的设施，将高架桥的负面效应降到大家可以接受的地步。如果武汉市绝大多数的市民都认同兴建这座桥，学生因为不想看到一座钢筋混凝土建筑就要拆除一座在建工程，类似的想法是不是过于矫情？ 

    张在元院长说，“武汉所拥有的公司、工厂、哗众取宠的小区，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是昙花一现。只有武汉大学在大浪淘沙的历史激流中，成为见证人类文化的中流砥柱。”我坚决反对武大学生持有类似的心态——这是如此典型的精英心理。试想武汉市民看到这句话的感受？很多同学是土生土长的武汉市民，试问你们，某一天为了见证人类文化的中流砥柱的武汉大学，要推倒你们家住了十几年但注定要消失于历史激流的住宅楼，你就没有怨言？何况，武汉所拥有的公司、工厂、“哗众取宠”的小区，在历史的长河中也许只是一现的昙花，但绝非张在元院长所说的那么无关紧要——武钢见证了什么？汉正街见证了什么？ 

    我不是赞成建桥，我只是反对一种倾向——不要过分强调如何让去保护武汉大学。这会显得我们傲慢并且小气，持有对武汉这座城市的偏见，持有对武汉市民的不敬。武汉大学以及周边看上去美得不食人间烟火才是最重要的吗？“百年武大风貌犹存”真的比百万市民出行便利还要重要吗？别这么想，也别这么说，否则即使我们保护的不仅仅是武汉大学的环境，也保护了武昌的环境，保护了武汉市民们安宁的生活，他们依然会反感我们。 

    武大学生应该学会询问市民的意见，高架桥附近居民的声音也许是我们最强有力的声援。之前我说，我们要听取市民的意见，听绝大多数的市民是不是都赞成建高架桥解决交通问题，这不是说，只要大多数武汉市民同意了，这座桥就是合理的。为了大多数市民出行的便利就牺牲高架桥附近常住居民的生活质量，也是我们要反对的多数派的暴力。如果附近常住居民认为建桥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忍受不了伴随高架桥而来的噪音、废气、灰尘，虽然他们是少数人，但这座桥是不应该建的。 

    归根到底，建不建桥是涉及高架桥附近常住居民日常起居的问题，武汉大学的师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常住居民，我们反对的意见不足以代表其他人——想反对这座桥，武汉大学的几万学生走上街头也许是有效的，但这也许并不是正确的事情。 

    武大学生应该做什么？也许去深度采访高架桥周边的居民，向他们普及高架桥起到的正面作用以及带来的负面效应，然后询问他们的意见；去广泛调查武汉市民，了解市民是否迫切需要这座高架桥来缓解交通的压力；去采访城市设计的专家，询问高架桥是不是解决交通的唯一途径，是否有替代方案。等等这些工作都是有意义的，最后争取提交一份调研报告——也许报告不是最标准的环评数据，但是，这份报告代表了绝大多数的民意与权威专家的意见与建议，这份报告的出发点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武汉大学，也为了改善市民的日常生活质量……这份报告的文本也许乏味，没有几万人走上街头那么热情、那么浪漫、那么过瘾，但也许是最能体现武汉大学人文气质的方式了。 

    一句玩笑——武汉大学，在反对建桥的斗争中，最好不要一个人去战斗。武汉大学学生所能扮演的最好的角色也许应该是武汉市民的代言人，要记住一个伟大的经验：争取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始终是我们取得胜利的途径。

      执业药师执照、轮机师执照、网吧经营执照……这些代表特殊技能或者特许经营的证件如今成了私下交易的紧俏商品，有无数人叫卖，也有无数人追逐。

执业药师执照可以出租？

15日，记者在百度“药师吧”上看到一则“广东中药师证寻挂职”的广告：“本人有中药师证，7年药店及医药公司工作经验，熟悉GSP各项流程，可在广东省范围内进行药师挂职，及新老药店验收挂职。联系020-39****27。”

近日，这些频频现身于“药师吧”和各大药师论坛的广告引起了记者关注。投放广告的都是一些已经拥有执业药师资格证的人，他们想出租自己的资格证书给药房，以赚取租金。

记者以药店的名义联系了其中一名西药药师。这名药师留言说，想把自己的资格证出租给有意在广州市区开药店的人。他不久前刚刚获得了执业药师资格，证书上还没有注册单位。一张没有注册任何药店的证书现在奇货可居，他给记者的开价是租金每月400元。这个报价是广州一名全职药师月薪的1/8。

一番讨价还价，全年租金也只能便宜300元，这名药师告诉记者，行情如此：出租药师资格证书意味着还要提供其他方面的服务：每年药监部门例行的GSP认证（药品质量管理认证），他要做；平时如果有药监部门检查驻店药师，他也责无旁贷，要独挡一面。何况，他的一纸证书以前没有注册药店，如果记者租用，他可以去药监部门注册，成为新药店专属的驻店药师。以后即使他从没上岗，药监部门从手续上也看不出蛛丝马迹。“你不要嫌贵，还有很多人等着要。今天下午就有2、3个电话问，只是他们在佛山，我不想跑太远。” 

挂证，执业药师的无奈之举？

“执业药师群”管理员阿冬告诉记者：这个行业拿药师资格证出租的人很多。

“准确的说，这不是一种租赁，因为出租药师证之后，我们还会提供必要的服务。”在业内，药师们称出租资格证的做法叫做“挂证”。“挂证”更接近于兼职：这些药师平时不去药店，拿到佣金以后，每年为药店提供GSP认证等服务，当然也包括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

驻店执业药师小胡觉得他们正在沦为站柜台的推销员。拿着与普通店员相差无几的佣金，他们感到不满。一名药师在药师内部论坛上诉苦：“在岗的执业药师们，谁没有酸楚涌动？每年GSP认证的时候，为了应付国家药监局、省药监局、市药监局的检查我们加班加点，却被要求——多干活少讲待遇。”

记者了解到，执业药师每年还要参加药师注册中心的继续教育，开销大概是240元；不进行继续教育的话，执照就会被注销。“并不是所有的用人单位都愿意报销这笔费用”。

“待遇不高，每年还要花钱养活执照。”药师论坛内部发起了关于药师出路的讨论，绝大多数人都投了“挂证”一票。阿冬告诉记者：冒着被注销资格的风险出租执照，药师们也是迫不得已。当年辛苦考上这个执照，谁不想学有所用？但如今执业药师的处境每况愈下，药师们权衡再三，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稀缺的执业药师原来不值钱

近日，记者从广东省执业药师注册中心了解到：目前广州省注册的执业药师8千多人，对比全省几万家医药零售店，人才严重短缺。

零售终端药师稀缺，出租药师执照的广告却满天飞。一个经营药店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很多零售药店老板嫌执业药师月薪3000元太高，他们觉得执业药师平时派不上用场，GSP认证时撑撑门面而已；与其聘请药师，不如低价倒手一个证件。执业药师们却认为月薪3000没和普通店员的待遇拉开距离——执业药师是专业人才，理应得到更高回报。执业药师资格到底是什么价？恐怕每个人心理都有自己的算盘。

业内人士分析：近年广东药师“挂证之风”盛行可能与06年医药零售行业的新政有关。2006年，《广东省开办药品零售企业验收实施标准（2006年修订）》开始执行，新标准规定：医药零售企业质量管理机构负责人或质量管理人员应具有执业药师执业资格或药师以上技术职称。而在之前的规定里：药店负责人只需具有中专以上药学或相关专业的学历，并有一年以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工作经验。

看上去，医药零售业的新政似乎给了执业药师很好的上位机会，他们会成为各零售药店的中流砥柱。但现实状况却大相径庭：如今，这些执业药师成了药店眼中的鸡肋。一方面开办新药房需要执业药师；另一方面为了节约开销，药店又不愿高薪聘请他们。 

没有药师，药店照常卖药，市民照常买药

执业药师嫌待遇低不愿意做全职，药店老板招聘不到药师怎么办？近日，记者以要接手旧药房的名义联系了一些药店个体老板。接触中，记者发现：找个挂名的药师充数已经成了不少个体药店惯用的招数。

白云区广花路一家药店答应记者：如果愿意接手，没有药师不要紧，他们现成的药师执照可以连同其他证件一起转让。番禺市桥镇的王老板也很坦然，“药店的药师是医生挂名的，我一年付他一次佣金。”王老板长期从事医药零售，浸淫此道。他指点记者：不用担心挂名药师被发现，“平日如果有什么检查，会提前通知我们。”

记者走访发现，广州市大型医药连锁店都聘有注册的执业药师，不过大部分药店却没有人为市民提供药品信息咨询。在东兴南路一家大药房，记者向营业员询问有没有治疗结核病的药。她们向记者推荐利富平，却没有营业员提醒记者，治疗结核病，单独使用利福平会产生很大的副作用；也没有营业员警告记者：利福平必须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不少市民并不知道每个药店至少要配备一名执业药师，去药店买药也就随口问问身边的营业员，大多数人没想过要咨询药师。从事贸易的陈小姐告诉记者，她去药店买的大多是常用药，不太在意药店有没有药剂师。就算没有药师，她也不觉得奇怪。 

空白药师证出租，手续上瞒天过海？      

大多市民并不知道，根据《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试行）和现行的《处方药与非处方药流通管理暂行规定》的规定：“销售处方药和甲类非处方药的零售药店必须配备驻店执业药师或药师以上药学技术人员。”广东省2006年的新规定中，珠三角地区药店营业场所面积在200平方米（含）以上的，质量负责人应具有执业药师资格；企业营业场所面积每超出开办标准150平方米，需增加一名具有执业药师资格或药师（含）以上技术职称的药学技术人员；有中药材或中药饮片经营范围的，则还需配备一名中药师（含）以上技术职称或执业中药师资格的人员。

    为了达标，不想聘用全职药师的药店想到了租赁执照。不愿驻店的药师，也愿意出租闲置的证件。这次，买方卖方一拍即合。药监部门也了解到这些情况，但是稽查的难度很大。

    但是，刘主任也解释说，对于那些刚刚获得资格证新药师就参与“挂证”的情况，药监部门目前还很难追查。新药师的药师资格证上是空白的，可以将“挂证”单位注册为自己的工作单位，即使他们从不上岗。这些手法在手续上没有任何马脚。

   我们经历了党派意志长达十年的洗脑，我们的历史感是只有党性，没有人性的。

    光明老师以凛冽的句子袭击我们旧式的历史感，我们感觉到了醒悟之后的释放感，但是我们的代价是：我们认定我们之前十年所有历史老师都很可疑，他们似乎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他们似乎是抽空了灵魂与智能的，他们似乎是与一些集团达成了有意识的合谋的。不怀疑，这也许就是中国教育的不争与不仁，但是我们从没有试图抵抗，我们迫于四面八方的压力，盲目相信历史教科书与中国化之后的马列主义。

   我们和光明老师之间的距离，可以联想到关于圣经和电影的一个隐喻——巴别塔：我们之间的沟通存在鸿沟，无论这个鸿沟是天然的还是人工。

   什么是根深蒂固的信奉？什么是无可救药的茫然？什么是人云亦云的惰性？我们的教育的悲剧不仅仅是表面上的鹦鹉学舌，我们的教育是工业化的流水线，是讲求大一统的大工厂，是让所有的人在少年时期认识世界的最初就沦丧自我的工具。

   所有的人都明白中学教育的失败，但是所有人还是笃信历史教科书是真理。我们质疑日本教科书的倾向性之时所表现的过于积极主动，我们质疑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倾向性却讳莫如深。国民教育不应该是一党挟持的工具，应该给所有的青年人一个去党派化的教育体系。

   秦之后，中国不是封建社会——但是，我们中学的教科书上，封建社会存在了整整几千年，直到清政府成为历史，直到遗老遗少也从中国彻底消失。光明老师所说的封建社会应该以欧洲的领主制为代表，以效忠为整个领土成为一体的主要形式。但是中学时期，我们认识的封建社会应该是专制的，皇权的，中央集权的。

   追溯到概念的最初起点，光明老师说的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一个人要改变他之前很多年形成的定势思维是很艰难的。并不是说观点上的改变，而是思考之中潜意识的推论：例如我们谈到晚清社会的政治与文化，往往会提到士大夫文化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中的影响力，其实士大夫文化在我们的观念之中也是封建的。例如我们讨论晚清社会的经济，往往会提到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经济，其实小农经济在我们的观念之中也是和封建社会纠葛的。

   一个观念作为约定俗成的公理很多年之后，我们可以轻易否定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却无法立即改变这个观点影响到的行为习惯或者思维习惯。正如我们意识到冥王星的不同，我们还是会不经意的说起太阳系九大行星：一些东西根深蒂固了，我们意识到这些东西或者是虚张声势的，或者是混淆是非的，或者是张冠李戴的；我们意识到这些东西不对，但是我们却无法刮干净这些东西在我们脑海中留下的所有痕迹。

   我所希望的——光明老师会持之以恒，否决我们之前墨守陈规的一切。所有人都拥有关于历史真相的知情权。意识到我们之前所有的历史感都来源于虚假的启蒙之后，我们感觉到的是认识真实世界的迫切。只是，我们要经过长期思考才可以完成从一个孤立的观点的重生到全部思想的改造的过程。很多人也许没有兴致或者说没有欲望去完成否定旧想法认识新想法的思考。我希望老师可以保持最大的耐心与容忍。

   此外，我希望光明老师的陈述不仅仅是克制的，止于历史的；往事只是长河的上游，新闻系的学生理想应该是纪录当代，而不是沉湎于历史的迷人之中，安逸的怀念，或者悠然的考究。

   历史是一个体系，庞大的，虚胖的。

   我们很多人都喜欢陶醉于无聊的生活中，虽然恶俗，并且空洞。因为生活是调情的，生活是出血的，生活是关怀个人的欲求的。历史不是，历史是走回过去的行动。历史可以赋予学者知识精英的优越感，史书与史料可以证明他们博学并且雅致。但是，历史仅仅以历史的形式孤独的存在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没有太多的意义了。要让历史介入生活。

   譬如，仅仅知道“血酬定律”并没有太多意义，至今中国的落后地区还有无数的窑奴依然非人的生活，以性命的成本交易微波的资源；仅仅知道“二八定律”并没有太多意义，中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中国无数的富人依然寄生于现有的经济体制内部吮吸营养，他们贪婪并且无情。理论之于实际的意义，在于运用理论解决现实的问题。而不是将理论束之高阁，成为炫耀身份或者顾影自怜的资本。

   我为储安平的悲剧落泪，可是五十年后，我依然要为中国其他的勇者的悲剧落泪。我没有窥视到历史的进步，才会感到失望。历史本应是深重的，但是历史看上去却很荒唐。我们看到了历史上无数惊人相似的悲剧，一个弹坑中可以轻易炸死两个中国人，相同的错误要无数人做出牺牲才会引起当局者的悔过。历史可以向前进步的前提是人类要有勇气去反思，历史的意义也在于：活在当下的人们学习历史，去发觉谁在历史上是枉死的，谁在历史上逍遥法外，谁在历史中无病呻吟，谁在历史中无疾而终；进而去追问，去反思：现实世界里谁正在孤独的自救，谁正在得意的流亡，谁正在没有意义的呐喊，谁依然迷失在人山人海之中。

   重要的是以史为鉴，也许会有人误认为这是实用主义。但是作为新闻学系的学生，我们学习历史，尤其是新闻史，无非是想汲取经验教训：知道一个合格的报人应该以什么样的刚强姿势站立，应该以什么样的宽容态度交流，应该以什么样的平静心情思考，应该以什么样的理性言辞评论。

   仅仅止于迷恋近代中国的宏大历史画卷又有多大的意义？老师的陈述仅仅和学生分享名人轶事又有多大的意义？知道历史是如何的，却不知道我们应该如何，也许让我们感慨的悲剧会发生在在座的个位身上。这也成为一种循环。正如当新中国的某一个十年，我们烧毁所有的书烧毁所有的经烧毁所有的学校烧毁所有的庙流放所有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我们联想到了什么？是秦一世的焚书坑儒，还是清王朝的宁古塔？这是返璞归真，还是专制政权的复辟？难怪会有时尚写手那多写下一本书《返祖》。我们要是仅仅知道历史，却不知道改过自新的意义，从何谈起进步？

   我所希望的——光明老师可以关照当下，让历史的光亮照进现实。对于我们来说，49年之后的风云变化才是最重要的。至于之前的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看到了悲剧或者喜剧，我都宁愿以为那些是镜中月水中花。

   不要说你不在乎，说你只在乎情色的文艺或者文艺的情色，你只在乎你是你的小资。其实我宁愿相信：你在乎的只是菜市场的猪肉，因为那至少还能证明你的存在感。

   你应该在乎嘉禾电影公司，如果你自认为你热爱李小龙，如果你自认为你喜欢成龙。

——编者按

   嘉禾公司是几代华人关于香港电影的最初记忆，嘉禾之于香港影坛，就如同米高梅可以代表了好莱坞黄金年代电影的品质。30年，嘉禾电影公司的作品成为了香港电影的代言：愤怒的或者不愤怒的英雄，浪漫的或者不浪漫的爱情，一些混乱的或者不混乱的暴力美学，一些文艺的或者不文艺的孤男寡女，所有的一切成为——嘉禾。

   嘉禾让人留恋，在于《阮玲玉》丝丝淡淡的怀旧之中丝丝淡淡的情怀，柔和的发黄的往事如烟。但是嘉禾最让人激动的是30年男人与男人的契约，30年男人与男人的游戏，30年男人与男人的内讧，30年男人与男人的帮扶。从70年代李小龙的《唐山大兄》，到80年代成龙的《警察故事》，到90年代徐克的《黄飞鸿》，《冲锋队之怒火街头》。嘉禾的最辉煌在于电影所深含的属于雄性的凶猛的美感。

   武侠作为中国心中的隐喻与梦境之地，无数电影人都热衷于书写这一腔英雄本色，这四方人唱颂的豪情长歌。但是，97回归之后，随着香港电影集体走低，随着以嘉禾为代表的老派电影公司日渐没落，我们也失去了从导演张彻开始的武侠电影独步影坛的那些辉煌。中国人旧式的关于侠客的梦不仅仅受到国家意识形态之中集体主义的压迫，也受到了西风渐渐的影响。美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将中国的传统的旧式的侠客追至角落。我们的青年人看《谍影重重》感到的快感，是以往的中国武侠电影所无法给予的。

   中国人心中的江湖在这个社会的暖冬显得不合时宜。那些身负荆棘的男人，那些身负“精忠报国”的刺青的男人，那些身负国仇家恨的男人在太平盛世显得不合群不入流。动乱的年代，他们是革命的，他们是群众拥戴的；但是和平时期，他们是社会要改造的。社会不需要侠客的刀剑拳脚，社会需要的是洗脚妹、汉奸以及同性恋湿润的亲吻、光滑的脊背和廉价的眼泪；社会不需要侠客式的斗争，社会需要更圆润的世俗和乖巧。不要感觉这些够吊诡：凌厉的东西因为不和谐注定要成为历史，这是历史的或者政治的滚滚车轮倾轧之后的无可奈何。无法玩味也不必憎恨。

   武侠因为其中暴戾的原罪而为世俗所不容。我们的电影人不愿意或者不敢将英雄之于主流的对立面。英雄面对社会集体的无意识，往往被动地选择了绥靖，选择了讨好与取巧，选择了大团圆的好笑但是无聊。这是电影的悲哀，但是无可否认这可能证实了大众的幸运：社会的潮流是享乐的，享乐主义浸泡的大众显然是徜徉在幸福之中的。

   徐克作为武侠的宗师，已经在《七剑》之中尽显疲态。王家卫在电影《东邪西毒》之中以江湖比喻了现代都市之后也失去了对于侠义的兴致。至于陈凯歌、张艺谋等人，我宁愿他们不去拍摄武侠电影。《无极》之中因为馒头扭曲的童心让人瞠目，《四面埋伏》的主角似乎是圣斗士星矢附体，死多少次都可以。这些鸟人生硬地用正统的观念拉扯着英雄，让他们在延宕的人世中没有意义地翻滚，实在让人看不下去。

   不是我持有悲观主义。当一个社会漂浮着一些光亮的却不诚实的东西的时候，武侠电影也缺少了必要的隐喻和符号。当儒学沦为大众文化消遣的商品，当以死相抗的牺牲沦为大众文化的舞台之上跳大神式的闹剧，武侠电影也不得不遭遇解构，难以全身而退。

   嘉禾的嘉禾成为了历史，橙天的嘉禾不知道何去何从。最好再也不要嬉闹式地拍摄《东京攻略》式的电影：将武打的招式变得华而不实，让主角在泡妞的过程中不得好死。没有最悲哀，只有更悲哀。新世纪，请不要以动作电影的名义愚弄大众，这是很无耻的事情。

乐观主义者的就业观

   “生活不是好莱坞的励志电影，四年前‘大逃杀式’的高考实在是小儿科，因为四年后的七月，如果你选择跌入千军万马的就业大军，就会马上明白你之前二十年所有关于工作的想象都是神话。不过不要埋怨你楼上哪个木讷的男人或者你班上哪个妖艳的女人动了你的奶酪，因为当好运敲门的时候，不要说礼服，你连内裤都没有穿好。”

   这些文字的作者是荷西，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4级的学生，他最近经常如此感慨生活。几年前他还可以意气风发的说，“没有理想，过于现实主义的人是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的悲剧人物”；但是现在他告诉记者，他的目标是底薪1500的工作。他每天奔波于大大小小的招聘会，每天奔波于凶多吉少的初试复试。大多数简历投出去之后都会石沉大海，面试之后等待录取通知也如同等待戈多。他每天依然写博客，他说每一次失败之后他都会感慨。他明白，这是大多数决定工作的毕业生近几个月生活的常态，他决定纪录现在的生活。

   中国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很大。

   媒体报道说，湖南地区大学生预期底薪已经低至八百。湖南地区进城务工农民的月薪平均预期是1100多元，而应届大学毕业生月薪平均预期仅为1000元。

   一些悲观的预言说，“现在年轻的一代，实际上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代，注定要承受付出转型代价的一代。他们的上一代，实际上仍然在吃传统体制的旧饭，并未真正的投入到市场竞争中；他们的下一代，将因为社会的不断进步而获得很大程度的劳动保障；而他们这一代，将注定在20年后的‘白领失业浪潮’中变成社会最悲惨的人。这是时代的代价，没有办法的。”

   没有人看好他们。荷西说他也无法保持坦荡与冷静。他曾经的座右铭是鲁迅先生的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们有关。”但是现在他会戏谑的说，理想主义者是悲痛的。“我们预期的月薪比农民工还要低，但是媒体依然说我们的就业观念没有实现从精英主义向普罗大众的转变”，他表情有些激动。

   问题是，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为什么会如此大？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6月29日的报告向亚太地区发出警告：“贸易使不平等的状况进一步恶化。在东亚的成功故事背后，隐藏着‘无就业增长’的挑战，年青人与女性正经历着‘无就业增长’，劳动人口的增加远远快于工作机会的增加。”

   “事实上，‘无就业增长’在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表现非常严重，尤其是在中国。”联合国开发署驻华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Bill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直言不讳。亚洲开发银行的庄健认为“无就业增长”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的变化——经济结构正在脱离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资本密集型产业，相同资本带来的劳动就业的增长自然比过去减少了。因为技术革新，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是下降的。以前要两个人完成的工作，现在一个人就可以，所以资本开始排斥劳动力。

   但是，国内学者汤敏认为，1999-2002年高等教育入学率中国为7.45%，韩国为71.69%，菲律宾为29.45%，泰国为31.92%。如果连经济增长速度为我国一半和人均GDP与我们不相上下菲律宾、泰国都可以支持那么高比例的大学生，原则上讲，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不应不能容纳现有的和正在增长的大学毕业生就业。中国只是进入了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初级阶段。大学生并没有过多，高等教育市场依然是“卖方市场”。

   荷西告诉记者，他不关心大学生就业问题出现的原因，他只想如何自救升天。更多的人和他的想法相同：就业失业问题是宏观经济学家所关心的，涉及的体制问题也是决策者才可以改变的。毕业生自认为他们如同落水者，所在意的只是如何抓住他们的救命稻草。

   一部分人正在呼吁高等教育要贴近企业的需求；另一部分人却在呼吁不要让实用主义在高等院校盛行，不要让学术园地沦为企业的职前培训基地。一部分人正在呼吁大学生要走下神坛，成为普罗大众一员；另一部分人却在呼吁大学生应该立志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成为时代的青年领袖。所以，更多的大学生愿意自己独立思考。

   学者汤敏说，“如果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学生分配的观念，用计划经济下的一次性就业率来看待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就业难’或者失业，由此得出人才过剩的结论，这是不合时宜的。”绝大多数大学生处于摩擦性失业时期，这是宏观经济学的概念——毕业与就业之间的一个短暂时期。他们只是正在休整，正在等待或者选择工作。他们最终会找到出路。

   荷西说，他不担心自己的出路。他很欣赏《血色浪漫》的男主角钟跃民退伍后的选择——在北京的大街上买鸡蛋煎饼。“既然劳动者都是最光荣的人，实在不行，我也可以去杀猪。”荷西说这个决定的时候，表情严肃并且充满了自信——他相信，即使是杀猪，他也一定会做的很好。

   虽然这些毕业生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现代文明，习惯了公司、公寓、公汽和公厕；虽然这些年轻人们的理想是成为社会精英，成为大众的意见领袖。但是如果现实如同媒体所说的那么严峻，他们也愿意去祖国的西部，去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去军营，去更多的更广袤的地方寻找可以实现人生意义的生活方式。更多的大学生决定不再坐井观天，不再守株待兔，不再怨天尤人。他们明白可以改变命运的是他们的知识。

   猎人周正龙获奖了，狐狸都笑了。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喜剧精神，周星星就很喜剧，周正龙也很喜剧。只是周正龙最多是个群众演员，只会泥人似的笑泥人似的哭。中国版《虎虎虎》要感谢周老汉的倾情演出。

   周正龙只是个老实的猎人，他穷。不知道谁启发了他：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的写真和范冰冰的写真存在经济学的共性——可以成为商品。于是，老猎人去了后山。虽然他们家的后山不是老虎出没的景阳冈，但是下山之后周正龙还是洗出了华南虎的照片。一个老农民画纸老虎最多也就自娱自乐。但是周正龙和他的纸老虎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后，所有内涵党的魑魅魍魉都激动了。一个老农民和他的华南虎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我们的河蟹社会不只是河蟹，还有华南虎。

   只不过树大招风，不久很多人就开始怀疑周正龙的华南虎只是纸老虎。毛主席说了，一切纸老虎都是反动派。于是全中国最牛B的公共知识分子们都开始追讨周正龙和他的纸老虎。电影《太阳照常生气》，“手电党”的暴民群殴流氓梁老师之后不久，梁老师就上吊了。周正龙也感到了梁老师的羞愧和失望，他们终究只是老实的人，梁老师轻生，老周可以砍的只有自己的头。没有人会理会老周是否砍头。

   而我们似乎已经接近真相：浙江商人说他们生产的年画上的纸老虎才是正宗的纸老虎，周正龙的纸老虎就是伪造了年画上的纸老虎。再狡猾的老狐狸都玩不过好猎人，但是这次恐怕再狡猾的老猎人似乎也玩不过全中国火眼金睛的人。

   其实，周正龙只是个演员，一个贫穷的农民。中国的农村，最伟大的就是这些老实的农民：他们不会和生病的老婆离婚，还会卖命卖血送光腚的儿子上学。为了生活，他们去私营小煤矿，去黑砖窑。这是农民的社会，内涵党的新社会也依然是“血酬定律”的社会。周正龙是好人：要是他的老虎是真老虎，他一定中国最伟大的农民之一（最伟大的还有不久前从煤矿中自救升天的农民兄弟）——因为他正在玩命的寻找地球上正在灭绝的物种，这是一次辉煌的实践；要是他的老虎是纸老虎，他也是中国最无奈的农民兄弟之一——他画纸老虎，也不过是为了口粮，为了儿子的媳妇，为了以后的棺材老本。他不是宋祖德，他并不想出名。周正龙只是一个为生计所迫的农民。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又会如何揣测“华南虎”事件中陕西省官方的作为：他们是否是幕后的推手？几张华南虎的照片可以让多少人自救升天，又可以让多少人平步青云。为什么周正龙会上新闻联播？谁又会相信中国的司法部门无法鉴定“华南虎照片”的真伪？什么集团让全中国的记者都无法见证华南虎出没的现场？谁是最后的“话事人”，谁是最后的带头大哥？

   国家林业局局长是原陕西省省长，陕西省林业部门的基层就是他仕途的起点。他是陕西人民的儿子，他儿子似的热爱他的陕西。“华南虎”照片出现在陕西，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国家林业局局长又是以前的老领导。所有的一切都让陕西省林业厅欢欣鼓舞——我们要在陕西建立华南虎自然保护区。

   也许陕西省林业厅官员认为：新闻联播关于自然科学新发现的新闻是绝对的冷门，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并不会引发社会大规模的争议，只要他们向上级汇报：专家已经鉴定了这些照片，申报建立自然保护区就会成功。何况上级就是自己的老领导，也是陕西人民的好儿子。

   遗憾的是势态最后失控了，互联网制造的是一个特别的公共领域。

   新经济学的“长尾理论”再次得到证明——并没有绝对的冷门：互联网没有概率为0的事件，任何冷门都会有人关注；中国穴居于互联网上的人虽然还是少数，但是中国最具有批判精神和最无聊的人也就存在于这些少数派中间。这些混杂了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动物保护主义者的草根群体开始质疑和抗议，并且让这些信息以流质的形态向无穷的边界漫延。这是互联网所特有的游行方式，在互联网这个特别的公共领域，内涵党也无法大规模使用催泪瓦斯：没有个体的政治犯，没有组织者，一些以比特为单位的信息充当了意见领袖，所有人自发的示威。这些抗议的声音共鸣，更加强大。

   于是华南虎自然保护区很可能要流产了，厦门PX化工项目流产了。虽然真相正在逼近公众，冰山已经浮出水面，但是乐观主义却不应在我们之前流行。

   这并不是全民参与的民主政治，互联网上喧哗的世相也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同。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穴居于互联网上。我认为最先怀疑“华南虎”照片真伪的应该是周正龙的邻居——周正龙所说的华南虎出没的树林并不是原始森林，当地居民经常在这片树林活动，周正龙之外的其他人却没有看到华南虎。但是从始至终我们几乎听不到这些人发出声音。而他们才是可能见证过现场的目击者，“华南虎事件”真正介入的也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互联网上的示威声势浩大，但是陕西省林业厅11月9日做出了最后的定性——周正龙所拍摄的华南虎是真实的野生华南虎。我们低估了世俗权威的力量：这些官员已经骑虎难下了，他们还是坚持演完他们的滑稽剧。印有华南虎的年画浮出水面之后，真相如此逼近公众，陕西省林业厅野生动物保护处处长王万云却依旧表示，他们的态度不会变化，他们不会再表态。这是多么吊诡多么专制多么刚愎多么流氓的逻辑。

   我们看到了我们社会的悲剧——即使真相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的当局者依然可以选择掩耳盗铃。这是内涵党的官员的疯狂，这些疯狂存在于中国，理想的民主政治也就依然遥远。我们的卑鄙者无法归于卑鄙，我们的正义又从何说起。

   这个时代的缩影。中国的政府没有告诉中国的企业主，其实出口进口的贸易近似于太平洋的海水，看似平静并且多金，却暗潮汹涌。贸易纠纷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经济竞争，也已经远远超过了个人与个人、个体企业与个体企业的层次。这是国与国的博弈，所牵扯的利益、所动用的资源可以反动一起地区小规模武装冲突。这就是战争，并且关系到国民的财产、关系到中国民族工业的安全。

   全世界都已经是战火连天了，但是中国的商人还没有这些自觉的感到危机。公共空间领域中，主流的媒体平台回放的是百度等公司在海外上市的传奇故事。可是，事实上，我们的本土企业全球化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其坎坷的程度与当年红军的战略撤退旗鼓相当。与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对应的是外国的企业正在以合作的名义占领中国市场。资本永远都是无孔不入的，何况这一次是中国自己热情的欢迎。很多后发型国家的学者都在担心发达国家的新殖民主义，经济领域的殖民、文化领域的殖民。但是中国为了经济建设，甘于冒更大的风险。

   中国优化了外企在中国的投资环境。中国不成熟的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上，外资作为幕后的元凶，一次次洗劫了中国散户的储蓄。社会财富是在迅速的累积，但是外国企业是否正在席卷我们的财富？这不是一次偷窃，这是外企与中国当地政府的合谋，以GDP的名义。

   我们应该去关心：为了经济建设的中心，我们做出了多大的牺牲。我们牺牲了子孙的蓝天碧水，我们牺牲了乐山大佛的安详，我们牺牲了淮河的清凉，我们牺牲了大兴安岭的绿光。我们始终不愿意让世界发觉中国正在崛起的现实。其实，“仇富心理”仅仅是中国所特有的劣质。一个发达的国家只会获得应有的尊重，相当的地位。财富是应该受到尊重的。中国缺乏尊重财富的觉悟，也缺少拥有财富之后应有的自信与自尊。

   中国还没有做好成为东方巨人的准备。拿破仑说，一个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个声明永远不做老大的国家是否缺少必要的自信，尤其是当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时候。可是，无论中国的政府在各种场合强调多少次我们的谦逊与低调。“中国威胁论”还是如燎原的野火不可收拾。中国要复兴，总有一天要以一种仪式实现一个民族的自强。例如，解放台湾实现统一。

   世界并不和谐，从阿富汗到缅甸，每个角落都在流血。中国的政府不应过分宣传这些鸵鸟式的逻辑：世界是在打仗，但是我们看不到，中国的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头扎进沙砾中，让敌人拼命的抽打我们的屁股。

   入世的蜜月期总会结束，中国的民族工业一定会有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国的汽车工业也许会在外资的第一轮进攻的时候就宣布破产，就算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的农业也还是会受到加拿大等国进口农副产品的冲击。与产品一同进入中国还有外国的劳务，中国的普通人面临更多下岗的危机。

   政治军事领域的危机更多。“台海问题”无限期的拖延，政府会失去民心。原谅或者忍受台独分子的试探无异于纵容。我们正在纵容的还有北朝鲜。伊拉克战争之后，朝鲜问题如何解决会成为中美、中俄、中日等多方力量博弈的中心。北朝鲜一意孤行的核武试验说明势态并没有主流媒体所夸张的那么乐观。

   无论和平与发展是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中国的风景都不平静。

   中国的不自信是正常的，我们之所以在国际政治舞台低调的收敛，是因为作为后发型国家。中国的国力不强。经济领域，改革开放之后各地的招商引资让GDP高速增长。但是正如很多学者所说，从经济领域的角度，台湾的今天也许就是大陆的明天。外资企业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导后，新殖民主义在中国将无法挽回。政治领域，台湾问题、朝鲜问题始终是多方要挟中国打劫中国的砝码，中国人权状况依然是各国所关注的中心。即使国内的媒体始终强调中国人权状况多好，但是“孙志刚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等新闻说明，中国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还没有受到政府足够有力的保护。

   中国的国民素质还亟待提高。普通公民的宪政意识、纳税人意识、物权意识与建国初期比较，没有本质的升华。中国的公共领域依然奇缺广场式的监督、意见公开的市场、透明的选举制度（不久之前，政府的少数官员居然还发表言论说基层民主将农村搞乱了）。中国的公民教育没有起步。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中国的政治思想课都在沿用陈旧的革命式思维，通过无休止的说教和劝告培育对党忠诚的信徒式的人民。

   事实证明，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也存在很多失误：医疗改革失败，教育产业化改革也不成功。虽然中国没有采取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但是无法否认，我们力求稳定的改革还是出现了很多问题。中国的公民支持执政党，从不会追问政府决策的合法性。没有政府与公众的互动，政府是否会成为一言堂的政府？

   中国之所以保持低调的防御姿态，是因为中国的国力不强。经济学中说：有可能发生的威胁才有意义。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与经济市场化进程都还在初期的实践中。中国的国力不足以构成对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威胁，所以“中国威胁论”应该没有实际的意义。于是我们产生了疑问：为什么中国的实力不强的现状之下，“中国威胁论”还是被中国周边的各国如此广泛的接受？

   “中国威胁论”的成因是什么？

   比较正统的解释是：“中国威胁论”并不是说中国已经对各国产生了切实的威胁，而是说以现在中国的发展速度看，中国有成为世界权力一极的可能。但是，快速增长的GDP并没有说明中国的全部问题。社会财富增加相对应的是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多。GDP增长再快也说明不了问题。

   “中国威胁论”还包含一个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国外媒体往往用社会某个方面发展的数据衡量整个国家的状况。比如用GDP的数据来说明中国的威胁。这些定势思维的潜在逻辑是：一个方面的数据之所以可以衡量整个国家的状况，前提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发展是均衡的，不存在短板。只有在各方面均衡发展的情况下，以局部推测整体的逻辑才成立。但是这样的逻辑适用于当今的中国很可笑。中国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说，中国经济之外的其他工作都是短板。

   “中国威胁论”说明国外的学者和媒体过度敏感，说明一些别有用心者正在夸大其词，也说明中国确实给人以很强势的印象。不过这些强势的印象是假象，当今的中国是如此的外强中干。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的崛起道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说要以牺牲其他工作为代价。改革一定是要牺牲一部分利益。但是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是否牺牲了太多。

   中国企业开始在海外上市了，但是事实上外国公司在中国金融市场席卷的资本更多；中国制造的产品占有了世界各地的市场份额，但是事实上中国普通工人的工资依然很低，没有福利，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是以牺牲普通工人工资为代价的；中国的电影、音乐、美术作品开始向国外输出，但是事实上，我们的文化消费市场并不成熟，大量的盗版存在，我们可以在各大艺术节上拿奖，是因为中国的艺术家创作的动机似乎就是为了拿奖，不为观众也不为市场，并且不惜讨好国外评委，出卖人格国格；中国的高校学费越来越高，聘请的学者在国际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但是中国却依然没有学术氛围与学术精神。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国外学者很可能仅仅看到了中国的表相，却没有看到实质——在中国，几乎所有快速增长的现象背后都存在失衡的发展，很多都是虚假繁荣。官员以政绩为中心、医院以牟利为中心、学校以升学率为中心、艺术家以获奖为中心，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产生的附加影响：功利主义横行。表面上看，百花齐放，可是并没有多少实际的进步。

   一个国家外交的姿态是和国家实力相关的。中国的政客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之所以长期语焉不详，是因为他所拥有的资源还不足以提供一个可以让他大放厥词的自信。

   但是缺乏和发达国家竞争的自信，就在全民中过分宣传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概念，这种行为却依然值得反思。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正视，世界并没有给中国多么和平的脸色。政府追求社会的稳定，避免民众产生的恐慌。但是一个国家的复兴一个民族的崛起过程中，危机意识是尤为重要的。当一个国家的民众已经深切感到各种势力在蚕食中国的生存空间，而政府却说外部环境大好，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时候，民众的心情可想而知，会怀疑政府的虚伪和软弱，会怀疑政府在与他国的博弈中到底牺牲了多少国家利益。当中国和平崛起的蓝图流产的时候，中国国民是否做好了应对其他国家挑战的准备？

   自强不息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后发型国家。政府不应过分淡化国家之间的冲突，政府不应表现出过分的暧昧与亲热。民众需要基本的对于政府的信任与危机意识所提供的强大的提升力。

   我们可以建设出和谐的中国，但是说什么和谐世界就是鬼扯，中国还改变不了世界。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和谐，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只有直白的利益。落后就要挨打是我们提过多年的口号，在这个口号的鼓舞下，中国人民发展起自己的民族工业，从战争后的废墟中建起自己的家园。可是近几年，我们探讨世界的时候，不说“落后就要挨打”了，不说“奋起直追”了，改说和谐世界，说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似乎中国已经十分强大了，似乎这个世界从此就凭空多出了很多温情。也许在这个时代，鼓励全民去安乐的消费是国家的主要工作，而提倡危机意识的培育在太平盛世的主旋律之下显得十分的不动人。何况，我们就要开奥运会了，老说“落后就要挨打”、老说中国的周边并不安宁，外国友人听到了影响也不好。

   我和我宿舍的兄弟们都是宅男，每天多余的休闲时光都是看电影、看球或者玩实况足球。我们也喜欢招摇过市，不过仅限于我们集体出动去买外卖。宅男们找到女友以后就不是宅男了，每天要早出晚归，或者夜不归宿的。这些人的购买行为大多和他们的意愿无关，女友是上帝，女友是老天。他们的购买行为没什么好分析的，他们花钱太无辜了，也太悲情了。

   宅男们每晚最经常的消费是去楼下买玉米，或者去菜市场买卤蛋，或者水饺，或者蛋炒饭。虽然菜市场的卤蛋不分LV和香奈尔，不过影响我们购买行为的因素依然有很多：

   饥饿感，不要认为我们的饥饿感很卑贱。我们每天分泌大量的荷尔蒙，每天积淀大量的乳酸和尿酸。我们很容易在半夜感到饥饿，不吃东西会影响我们正常的睡眠。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中，最基本的需求是生存。虽然宅男们没有爱，但是宅男们不缺饥渴感。满足饥饿感是我们购买菜市场卤蛋的主要动机。但是我们的选择很多：超市的泡面、面包房的饼干、菜市场的水饺、楼下车库小店的白薯和玉米。所以决定我们购买菜市场以卤蛋为代表的麻辣烫的原因不止是我们旺盛的强大的饥饿感。

   从众心理，宅男们没有什么精神去思考半夜是去户部巷还是去肯德基，对于我们来说，下铺的兄弟的选择最有可能成为我们的选择。饥饿的男人们看来，下铺陶醉于美味的卤蛋中的表情是很可气的。对于下铺吃完卤蛋表现出的志得意满，宅男们往往没有免疫力。于是我们会穿双拖鞋，就冲向我们脑海中的菜市场。我们可不想让下铺那个男人长期挑拨我们可怜的将要痉挛的胃。

   时间成本，不要认为宅男们的时间就是最混账的，我们的时间也很宝贵。对门宿舍的男人玩网络游戏已经不惜小命了。所以决定出门买卤蛋的决定是很重大的。想想看，虽然食堂就在我们宿舍楼百米之外，宅男们依然因为不想出门吃过近一个月的外卖。让我们辛苦了一天，半夜还要披星戴月去百米之外的菜市场买卤蛋是多么不容易。其实武汉大学门外的鱿鱼、板栗、烧烤也很多，但是我们从来不去，因为实在是太远。我们也经常因为卖卤蛋的小店人太多，所以决定去菜市场其他的小店买蛋炒饭或者水饺。足见，节约时间的观念在我们心中多么重要。便利，才可以忠诚。随便说一句，我们从来不认为以麦当劳大叔和肯德基上校为代表的洋店多了不起，菜市场的小店老板娘干活的速度比那些洋店的小姑娘们强多了，只是人到中年，姿色已经玩完了。

   口味，餐饮行业好吃才可以生存，说别的都是扯淡。我们以前光顾的一个小店简称为水生所，就在中科院水生所旁边。很犄角旮旯的地方，宅男们和宅男们的女同学们市场光顾就是因为小店的菜和百米之外的武大食堂相比好太多了。菜市场的麻辣烫小店能在菜市场激烈的竞争中笑傲江湖，卤蛋的口味是相当重要的。不要认为宅男们因为半夜饥渴随便找些生菜剩饭，这些宅男们其实都是最不好侍候的，不好吃就骂娘。宅男们相当团结，只要公认的不能吃的，估计都不会吃了。你说上铺的男人说小店的饭菜是猪吃的，你还会去吗？傻了吧。

   价钱，宅男们不小气，也不强求老板多么仗义。不过卤蛋动不动涨价，我们还是不会去的。虽然油涨了、猪肉涨了，涨到猪都笑了。但是卤蛋要是涨到和北京烤鸭一个价，宅男们也就只好横眉冷对了。我们爱卤蛋，我们更爱自由。宅男们不会为了要还银行的钱或者为了要给女友买生日礼物不吃卤蛋，但是我们不会为了半夜的卤蛋，放弃我们半个月的午饭。爱情没有卤蛋重要，卤蛋没有午饭重要。

   其他因素，还有很多宅男不去菜市场吃宵夜是因为私人原因。宅男甲他们家是医院的，宅男甲是泡在福尔马林中间长大的，所以宅男甲有很严重的洁癖，看到菜市场卤蛋放在一锅的混水中他就没有食欲了，宁愿去吃千年不变的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宅男乙的前女友喜欢吃卤蛋，分手之后还经常去菜市场游弋，并且和现任的男友甜蜜蜜，所以宅男乙也不去菜市场吃宵夜，去了也是吃醋不是吃卤蛋。宅男丙是回族的，不吃猪。虽然猪肉涨价了，不过小店看不到猪走路，还是可以看得到猪肉，所以宅男丙也不去。凡此种种，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小店的老板应该反思反思，在菜市场开个医院式的分店，服务员都是护士，煮卤蛋的不用卤汤而用福尔马林，估计宅男甲就去了。或者禁止宅男乙的女友出没于菜市场，估计宅男乙也会去。然后再开个清真风格的分店，宅男丙也会光顾的。不过为了这些神经兮兮的人劳命伤财，老板娘还是别干。要是干了，就太行为艺术了。

   宅男们毕业之后，估计还会怀念菜市场的卤蛋。卤蛋是最廉价的享受，卤蛋是我们无产阶级弟兄的最爱。卤鸡蛋、卤鸭蛋、卤鹌鹑蛋，多多益善。

   又谈起了《南华经》，几年前我睡觉之前都会阅读的一本书，书店的店员会告诉你就是《庄子》。只是在我的思想中，这本书是一部经。

   最初的最初，我喜欢他说他的喜怒哀乐，喜欢他和一个时代的格格不入，喜欢他的气质。魏晋的一个时代将他的气质流行化之后，我也就爱上了魏晋的时代。混乱的漩涡中安静的一丝清寂，不动声色，不问鸡犬，不染风尘。他是蝴蝶，还是蝴蝶仅仅是他的梦，醉生梦死。

   我并没有沉醉于他告诉我的逍遥，我也明白人世间没有大宗师的浑然。我感伤于他至亲之人死后他无动于衷或者嘻笑无常的神情，体会近似于无赖的执念，或者痴怨。但是我始终理解不了他天人的无用无为的情绪。

   我开始欣赏孟子，欣赏他先于西方的伏尔泰发动的一次革命，革命的意义在于以公平反抗时代的不公平，在于蚍蜉撼树飞蛾扑火的无畏。无知者无畏是集体无意识的起哄，知者无畏是济世的勇气。庄子似乎压抑了一份意志，濮水之滨，持竿不顾，不顾了那些朝野之上叵测的邀请，也不顾了那些江湖之远水火之中的祈愿。和时代比试，和命中注定比试，是庄子还是天意，谁要更加无情。

   相形见绌中开始，相形见绌中结束。我不明白这个男人。也许他自己都不明白大河滔滔之中的天意莽莽。

   一些人执着于世俗的仪式，一些人坚守孤绝的一岸。宁死不屈是什么感觉？荷尔蒙高的时候是否可以仅仅通过脊椎完成一次悲壮的就义的决定，没有皮层的思考的决定也可以看上去很坚定。胡思乱想中会想，那些只能以脊椎的中枢控制泌尿的人比我们幸福，他们可以堂而皇之的向这个世界翻白眼。就如同庄子，他之外的所有人都在为“人定胜天的豪迈”感觉到作为人的尊严的时候，他居然开始向所有正常的人翻白眼。庄子的幸福与美好感觉也许就在于他抛弃了所有的世俗智慧，兀立于人世，和蝼蚁鸟兽为伍。

   很多年以后，现在，很久都不会想起庄子了。即使住院的那些天，每天不安，也没有想起读《南华经》。还在执着的读《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思考那些美国式的政治图示。不在乎生命的自然性，却将社会性无限的延伸推广，将自己扔进社会分工的洪流。社会的怀抱从没有什么温情，于是冷血的真实世界就成为我们不温柔对待人类的理由。前几天，听到一些人讨论说，恶劣的环境才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并且越恶劣人类进步越快。这些符合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选择的哲学。但是，以庄子的视角看去，我们的进步史不就刚好是人类堕入深渊的异化史？后现代的哲学开始反思工业化带给人们的异化，但是从庄子的视角看去，无论是石器文明、游牧文明，还是更为先进的农业文明，都在制造人类的异化。卡夫卡说人变成昆虫，我们学会反思我们的异化，其实，庄子几千年前就警告了世人我们过于功利的实用主义正在伤及我们的天然性。

   人类要仰望多少次才可以看清夜空。

   我很喜欢去八一路上的豆瓣书店，书店很朴素，书很旧，并且很小众，大多都是学术书籍。读书不是消遣，买书也不是单纯的为了休闲的文化消费行为，至少我购买那些旧书时是抱有一些想法的。我要去认识世界，我需要导师，我需要教父。我以前在席殊书店购买了王小波的小说选和杂文选，买了《白银时代》，买了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买了《我的名字叫红》。我时常传说中右倾的王小波也许就是我的精神教父，可是在席殊书店，王小波成为了文化消费的符号，意味着连锁加盟书店的利润，也意味着商家引导的购书爱好。这是王小波的幸运和不幸，不是这些出版商，王小波重见天日还要很久，但是因为这些出版商，王小波生前所不喜欢的一切都会强加于他，他无法反抗。

   也许没有多少消费者会和我这么胡思乱想，但是买书时我确实会这么想。

   豆瓣书店自然也会在乎利润，这是经济人的理性。但是书店的店主坚持以自己的文化趣味和审美习惯为标准，并且和我们这些买书者引起共鸣，很好。

   书店的店主是如此执着，刘道玉校长和我们说，执着是佛教用语。当我们这些凡人开始执着于自己的意义时，生活会改变。

   我也会从网上买书，从亚马逊、卓越。我很喜欢卓越的方式，货到付款。很有安全感。并不是很多书都可以在豆瓣书店买到，店主不买新书，不买流行书。其实很理解店主，都已四折销售，其实利润不高。我家的一个店也买一部分书，都是3.5折，然后7折销售。豆瓣店主坚持四折销售，也只能买一些旧书，这些书籍很小众，也只有在大学附近才有销路。进价会很低，不过即使如此坚持四折销售也让我相信，买书是店主的爱好。

   我喜欢一个书店，所以会经常去。一两周总是会买一些书，今年生病住院，入院之前所有的事情都兵荒马乱，还在高烧的时候却没有忘记去买一些书，为了住院期间看。读书就是生活，一家很好的书店是读书生活所必须。

   我提到我会在卓越买书。最近购到的是澳大利亚一位作家讲述二战故事的小说《偷书贼》，很好的一部书。印象中豆瓣书店没有，所以就在网上订购了。我在卓越上还买一些唱片。其实我买书，或者去淘碟的时候都很少询问店员，担心失望。我的阅读兴趣，和听歌的爱好都不太大众，很多书籍和CD在一些店面中都找不到，我向店员询问时看到她们听到那些作者或者歌手茫然无措的表情时，就会不自在。

   安妮的《素年锦时》最近销量很好，经常看到很长很长的书评。我却无动于衷。我读书不是为了休闲，我并不特立独行。但是我始终不相信《素年锦时》会给我一些强大的感受，让我觉得读书有意义。别人说从安妮的书中明白了，写作是欲望。但是我觉得这不深刻。我觉得优秀的写作的人都是普罗米修斯，他们从上帝那里偷来知识的火种，照亮更多的人。写作对于他们来说，既不是欲望，更不会是享受。杜拉斯说的那句话虽然未免惊悚——写作是暗无天日的自杀。但是写作的人创作时候穷心尽力的感觉确实可能如此。写作是欲望，也应该是立言的欲望，是感于社会如何感于人类如何之后想要表达的欲望，不是那些消费奢侈品，享受优质生活后的小情绪。

   一本书没有成为经典之前就成为了流行，也许就成为不了经典了。我买书的时候时常会这么想。这是我个人的想法。